）第一節 簡書及其發現
中國用以傳遞文化的正式圖書的最早載體材料是竹和木。一般來說，以竹為載體的稱簡策，以木為載體的稱版牘，但也有以木作簡稱木簡的。簡策多用於寫法令、著作，版牘多用來寫信或繪圖。由於人們尋求到竹木這類價廉便用的載體，正式圖書得以出現，文化的傳遞也步入了正常的軌道，且逐步向前發展。
簡策與版牘究竟從何時開始使用？據《尚書·多士篇》周公對殷的貴族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則殷商時不僅有竹簡編成的冊（策），還有解釋作“大冊”的典。可是現在無實物作證，對簡策的解釋還有不同說法，所以至多把它們認作是正式圖書出現前的先驅形式。孔子的孫子子思所寫《禮記·中庸》中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的話。唐朝孔穎達解釋方策是“方牘簡策”。宋朝朱熹解釋：“方，板也；策，簡也。”這可以解釋為一塊木版稱“版”，寫了字的版稱“牘”，一尺見方的牘稱“方”，一支竹片稱“簡”，許多簡連在一起稱“策”。簡策亦稱簡冊或簡書。
《中庸》所記說明周初文王、武王時已把他們的政事、政令記述在以木為載體的方版上成為文牘（官方公文），同時也記載在竹簡上，並把連續記事的簡編聯成策（冊）。如果《中庸》所記可信的話，那麼簡策版牘至少在周朝初年已被官方所使用。公元前五二七年，周襄王曾對晉大夫籍談說到籍談九世祖孫伯黶（yǎn）因管理典籍，所以他的後人便由此而姓籍氏，籍是簿書，從竹字頭，可見當時已用竹作書寫材料，如從籍談上推九世，則應是公元前八百年左右，即西周中期，可見西周中期也已用簡策，但由於至今未發現春秋以前的簡策實物，遂難以肯定西周中期開始利用簡策的具體情況。
根據史書記載，戰國時期（前481—前221年）的簡策曾被發現過。如漢武帝時，魯恭王在曲阜修建宮室，在拆除孔子的舊宅牆壁時，發現一批簡書，包括《古文尚書》、《論語》和《孝經》等，用蝌蚪文或篆書寫在竹簡上，每支簡上有二十字至二十五字。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郡人不準在盜發魏襄王（或作安釐王）墓時，得竹書數十車，大都是古代的重要史料，有《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十六種七十五篇（卷），都是秦漢以來失傳的書，引起晉朝廷的重視，把這批竹書交由著名學者荀勖等主持整理、編次，列入朝廷的官藏目錄。後世稱這批發掘出來的簡書為汲塚書。南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襄陽地區盜發相傳是楚昭王墓的古塚，其中有竹簡書，寬數分，長二尺，以蝌蚪文書寫。這些發現的簡書都是戰國或更早些時候的遺物，可惜它們隻見於文獻記載，而無實物作證。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從地下發現大量戰國及秦的竹簡，較重要的有三次：
一是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湖南長沙南門外仰天湖古墓中，發現竹簡四十二支。最長的二十二厘米，墨書，篆文，每簡一行，有二字至十餘字不等。根據一同出土的其他文物來鑒定，這批竹簡確是戰國時的遺物。
二是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發現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有五千枚之多，顯然也是戰國時代遺物。一九七五年一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經過整理編輯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內容包括這兩種兵法的圖版、摹本、釋文及詮釋。
三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竹簡千餘枚，內容包括南郡守騰文書、大事記、為吏之道及律文等。據專家研究，這批竹簡應是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入土的。在十四支《南郡守騰文書》中記載著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四月初二日，南郡守騰發給本郡各縣道的一篇關於讓人們守法去惡的文告，並要求立即下發到各曹，如屬曹不受命，即向郡報告，由郡官進行責處。五十一支的《為吏之道》，上下分五欄抄寫，內容多為官吏常用的詞語，推測是為學習作吏的人使用的識字課本，以四字為句，便於記憶。在五十三支《大事記》木簡上記載了自秦昭王元年（前306年）至始皇三十年共九十年間的大事，均按年係事，一年不缺，有些內容可補正《史記》的記載，足見其價值之高。
由於這幾批竹簡的出土，人們可以親眼看到戰國時竹簡的實物形製。這些竹簡無疑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正式圖書，從而證明兩千年前中國文化的傳遞已有了正式的專用載體，使之流通傳播。
）第二節 簡牘製度
竹簡並不是直接使用竹的原始狀態，而是經過一定的炮製過程，即先將竹截成一定長度，再剖成一定寬度，成為一支支的簡，又經過火烤脫水以防朽蠹，這種技術處理稱為“殺青”或“汗青”，然後便成為可以寫字的書寫材料。每支簡長的有二尺四寸左右，用來寫重要書籍，如儒家經典和朝廷法令，以示尊敬。由於戰國時有以八寸為一尺的，二尺四寸簡可視作三尺，上寫法律條文，所以古代稱法律為“三尺法”。短簡約八九寸，用來寫次要書籍如子書和傳記等，以便翻閱。東漢學者王充在所著《論衡》中所說“大者為經，小者傳記”，就指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