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帛書
“帛”是絲織物的總名，所以“帛書”又稱“縑書”、“繒書”。“帛書”與“簡書”並行使用可從諸子著作中得到證明，如《墨子》中有“書之竹帛”，《韓非子》中有“先王寄理於竹帛”、《呂氏春秋》中有“著乎竹帛”等等詞句，把竹帛作為並用的書寫材料。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長沙東郊王家祖山的一座戰國時的木槨裏發現一件帛畫墨書古文字，小楷九百四十八字。文字主要是一些天文禁忌和神話故事，畫主要用青、絳、朱三色繪成的各種神怪形象，是一張古老的彩畫。據考古專家考證，這是兩千三百餘年前的遺物，可惜已被美國掠去。這張帛畫隻能說是一張宣傳品，而不能算作圖書。
西漢以來，由於帛便於攜帶使用，舒卷自如，所以繼續與竹簡並行於世。楚漢戰爭時，劉邦包圍沛城，便在帛上書寫宣傳內容，射入城中以瓦解守城兵卒。大批帛書實物發現是在一九七四年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中。當時出土的帛書計有：（一）兩種《老子》寫本（整理時稱為甲乙）。甲本《老子》後有佚文四篇，乙本《老子》前有佚文四篇；（二）《周易》一部及卷後佚書三篇；（三）與《戰國策》有關的書一種；（四）與《左傳》類似的佚書一種；（五）關於天文星占的、相馬的、醫經方的佚書各一種；（六）關於刑德的佚書三種；（七）關於陰陽五行的佚書兩種；（八）導引圖、駐軍圖、地圖、街坊圖各一幅；（九）雜占書一種。這批帛書總共有十二萬字，大部分用朱絲欄墨書，字體是篆、隸兩種。這批帛書的發現不僅使我們看到“帛書”的實際形態，豐富了中國圖書發展曆史的內容，而且這些“帛書”既可作為現行圖書的校訂依據，還可以增加古籍的種量。
東漢時，簡牘和帛書仍然是主要的圖書形態。光武帝遷都洛陽時，官方收藏簡策所寫的經書就裝運了兩千輛車。章帝時曹褒奉命修改西漢初年叔孫通所訂《漢儀》，撰成有關禮製一百五十篇，都以二尺四寸簡來寫，以示尊重。至於簡策實物的發現，比較突出的有一九三〇年在甘肅居延地區發現的東漢木簡，其中有一部東漢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年）的兵器簿，又有七十七根木簡用二道麻繩編聯而成的兵物清冊，簡上還寫有“右破胡燧兵物”字樣。一九五〇年甘肅武威的東漢陵墓中所發現的三百餘枚木簡中有《儀禮》九篇，是現存的簡策型儒家經典，以二尺四寸長簡書寫，每簡寫數十字，各簡間有順序編碼，這是現存古簡中篇幅最長的一種。東漢時，帛書比過去更多地使用，如順帝時有《太平青領書》一百七十餘卷，是“白素、朱介、青首、朱目”的形製：白素是白色的絲絹；朱介是紅色打的格子；青首是用青綢子作護首；朱目是紅色題簽。這部一百七十餘卷的大書，每卷是白綢子上打紅格，包著青綢子，題著紅書名。簡書和帛書是當時官府的主要藏書。東漢末年，董卓強迫漢獻帝遷都西安時，圖書損失嚴重，簡書被燒，帛書大的聯結成為車篷，小的做成口袋，可見帛書在全部圖書中占有一定比例。
帛書質地輕軟，書寫自由，剪裁方便，能繪圖製表，所以一直與簡書並行使用，但由於帛書造價昂貴，不是一般人所能負擔的，所以它始終不能代替竹簡而單獨流行。即使並行，也被作為貴重文房用品看待。後漢以來，紙開始作為書寫材料時，以帛寫書仍然存在，不過逐漸作為藝術品，如書法、繪畫之類的載體，而不是作為圖書的載體了。
由於“帛書”始終未能代替“簡書”，所以竹木簡牘，一直沿用於魏晉。直到東晉末年，桓玄才在一道命令中正式宣布用紙作書寫材料而停止使用簡牘。從簡牘到縑帛到紙的使用的確是中國圖書發展上的一大進步。
簡牘雖然已不被作為專門的書寫材料，但它的影響卻一直傳留到後世，在文學作品和成語、口語中，還可以看到簡牘的痕跡。宋文天祥有著名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中講的“汗青”是製簡的工序，後世用以代表圖籍、史冊。作家完成作品稱“殺青”，殺青是正式定稿的意思。對敵人累累罪行的控訴說“罄竹難書”，表示用盡許多竹子製作的竹簡都寫不完。一本書的頁和行發生錯亂，校勘者稱它為“錯簡”，指明是各支簡的次序錯亂了。又如過去的八行信紙也是八條簡編連在一起的模擬形式。
簡書和帛書的地位，隨著時代的發展雖然被紙所代替，但它們傳遞和保持中華文化的功績是光照後世的。它們的創製和使用反映了中華民族先輩們的聰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