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手抄本的重要意義
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前，中國文化的傳遞走著一條艱辛的道路，人們開始在簡牘和縑帛上寫和抄，繼而在紙上抄和寫。
從文獻記載分析，西漢初年就有抄書活動。漢景帝時，景帝子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搜尋到好書時，請人好好地抄一本給藏者，留下藏者的原本，另外送金帛給藏者作補償，因而搜集到許多書。這時無疑是一種簡書。漢成帝時，在著名學者劉向主持下，中國進行了世界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整理圖書工作。劉向等學者為每個整理本寫一篇提要作為正錄，送呈皇帝批閱，劉向自抄一份留底，社會上也輾轉傳抄。後來，劉向的兒子劉歆集中整理編成中國第一部綜合目錄《別錄》，這也是抄寫的簡書。當時，社會上也出現了一種專門以抄書為業的傭書行業。在古小說《拾遺記》中曾寫漢安帝時人王薄，因家貧，帶著筆和簡在洛陽街上擺攤賣字，又因貌美吸引了許多求書的人，男人送他衣物，女人送他珠玉，一天之內，收入滿車衣物珠玉。這就是當時一種“傭書”行業了。雖然是小說，但也是實際生活的反映。東漢時，班超因為家貧，曾為官傭書以供養。三國時，吳魏在外交活動中，為加強雙方友好關係，魏國曾組織人用紙和帛分別抄寫了兩套《典論》送給吳國的孫權和張昭，這是一次規模較大的抄寫活動。東晉釋僧肇，早年以傭書為業，借著抄書的機會，“曆觀經史，備盡文籍”，後參與名僧鳩摩羅什翻譯佛經，受到後秦統治者的賞識。南北朝南齊人庾震因父母雙亡，無力營葬，盡力去為人抄寫，以致使手殘廢，可見抄寫的繁重。南梁的沈崇素六歲喪父，成人後就為人抄書，以取得報酬養母。有不少抄書人在抄書過程中，因有機會讀到很多書而最終成為學者。南梁的王僧孺和朱異都是當時著名學者，他們的成就途徑便是“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靠著為人抄書而遍覽經史。北朝亦有傭書的人，如北魏崔亮家貧，即以傭書為業。
隨著紙的普遍使用，人們對知識的渴求，除了受人雇傭抄書得酬外，也出現了一些以抄書，甚至抄大部頭書求售的書販。南北朝時揚州有一書販，雇了一批人抄了一部七百多卷的大類書《華林遍略》，向北朝的東魏大將軍高澄出售。高澄很喜歡此書，但又不願出錢收購，於是召集一批書手用一日一夜的時間偷抄了一部，將書退還書販。這件事固然可見高澄的狡詐，但用一日一夜抄畢七百卷書，用人當然不少，由此又可見從事抄書行業的人有相當的數量。《文心雕龍》是中國著名的文學理論著作，但成書後未能得到社會承認，它的作者南朝的劉勰希望當時有聲望的學者沈約能給以評定。但沈約地位很高，無法求見，於是抄了一部《文心雕龍》，裝作書販，背著自己的著作在路上等沈約的車子過來時求售，果然引起沈約注意，取來讀後，十分推重此書的價值。這是為自己的著作求得知音而采取值得同情的行動，但也反映出社會上抄書賣書已是常見的活動。
隋統一南北以後，很快注意到文化建設。文帝即位之初，就派著名學者牛弘主持整理朝廷藏書，其中一項重要工作便是把陳朝官藏圖書中紙墨書寫不清，書法又拙劣的圖書重新訂正抄補。隋煬帝由於動用民力過甚，一直被後世所抨擊，但他在文化建設上卻是有功績的。他很喜歡圖書，所以即位之後便派著名目錄學家柳主持進行一次規模空前的整理圖書活動，其中最繁重的一項內容是從官藏的重複雜亂的三十七萬卷書中精選了三萬七千卷作為朝廷的標準藏本；又組織大批善於書法的書手將每種書抄五十個副本，分為三個層次，收藏在長安和洛陽的宮廷和政府部門。三萬七千卷抄五十個副本，其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見，這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抄書活動。因為以每卷書千字計，就有三千餘萬字，再複抄五十本，便共計十五億多字。在其前沒有這種活動，在其後，由於唐代以後逐漸使用雕印書，抄書除《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有較大規模外，都是私人的零星活動。而《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抄書總量估計亦遜於隋。
抄書活動為傳遞和傳播文化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但其勞動量過於繁重，耗時較多，而且輾轉傳抄，極易出錯。雕版印刷正是應這種社會需求而出現。雕版印刷的出現，減輕了勞動強度，縮減了成書時間，增大了成書量，降低了錯誤率，使中國文化的傳遞與傳播得以加速並擴大了覆蓋麵，對世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發明。將其列為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實無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