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理論包含著某些辯證的因素，因而有其可取之處。但有些觀點則難脫詭辯之嫌，如“雞三足”、“白馬非馬”等。
八雜家
雜家是戰國末期至漢代初期折中和糅合各學派思想的一部分學者，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特點。代表作是呂不韋主持編纂的《呂氏春秋》。呂不韋（？—前235年）原為陽翟（今河南禹縣）巨商，因與秦莊襄王交結而任秦相。他組織三千門客彙合先秦各派學說，編著《呂氏春秋》，又名《呂覽》。內容以儒道思想為主，兼及名、法、墨、農及陰陽諸家，故稱雜家。西漢時以淮南王劉安為首編纂的《淮南鴻烈》——唐以後始稱《淮南子》，雖以道家思想為主，也雜糅了儒、法、陰陽諸家的學說，故列入雜家。《呂氏春秋》和《淮南子》都保存了先秦學術思想中不少有價值的資料。
除上述八家外，還有農家、小說家，合稱“諸子十家”。十家之外，還有兵家、醫家以及非墨的楊朱學派等。
各家代表人物影響較大的有近百家之數。他們各有一套自以為可以安邦濟世的理論，或聚徒講學，或著書立說，或周遊列國，馳說諸侯。一方麵大力宣揚和推行本學派的主張，一方麵駁斥其他學派的“謬說”，形成了爭鳴的局麵。加上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封官賜爵者七十餘人。並在齊的稷下設“稷下學宮”，招攬各學派學者數千人，當時馳名的即有淳於髡、鄒衍、田駢、接予、慎到、宋銒、尹文、環淵、田巴、魯仲連、荀況等。他們各抒己見，自由爭辯，使當時爭鳴的形勢呈現出一派繁花似錦、目不暇接的空前繁榮局麵。
當時儒家聲勢甚大，墨子首先起而反儒。他以“兼愛”反對儒家“親親有術”的等級製度，以“非樂”、“節葬”反對儒家的繁縟禮樂和“貪於飲食，惰於作務”的不勞而食的思想。說孔子“盛容修飾以蠱世”，“其道不可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對儒學的理論力予批駁，對孔子本人也大加指斥，說孔某剝下人的衣服換酒喝等等。對孔丘弟子也大張撻伐，說“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陽貨亂乎齊，佛肹以中牟叛，漆雕刑殘”等等。
莊子對墨派的學說也不以為然。認為墨子的主張“其行難為”，“不可以為聖人之道”，而墨子的理想必將“求之不得（不能實現）”。
楊朱反對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而主張“存我為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說：“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孟子則極力維護儒學，認為楊、墨之學是對儒學的一大威脅，因而大事攻擊。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
農家許行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抹殺了必要的社會分工。孟子對此痛加駁斥，強調一人不可能兼百工之事，因此也不可能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兼治理天下之事。
荀子曾對十二位有影響的人物逐一批駁。認為子思、孟子歪曲了孔子的本意來騙取群眾；墨子強調實用、節儉而輕視等級；法家的慎到能製定法規而不能落實，無力治國；批評名家的惠施、鄧析提出一些奇怪論點進行詭辯，也不能用它維護社會倫常秩序。
莊子除推崇老子和關尹外，對名法各家都有所批評。韓非認為當時眾說紛紜，隻能惑亂人心，從根本上否定了諸子的爭鳴，以求法家的獨存。
其實，諸子百家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後世學者作出了比較公允的評價。如《呂氏春秋·不二》和《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都有較詳盡的分析和評論。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獨取法家思想治國，實行嚴刑峻法。由於正統儒派的抗爭，而造成“焚書坑儒”的慘劇。
儒學經過一番厄運之後，隨著秦王朝的覆滅而重新活躍起來。由於它在本質上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加上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的改造，吸收道家哲學及陰陽五行思想，突出宣揚“三綱五常”和“君權神授”，更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所以武帝斷然罷黜百家，儒術被捧上了獨尊的地位。在以後漫長的封建社會裏，統治階級不斷按自己的需要對儒學加以改造，也始終以儒學作為維護統治地位的理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