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成書後，隻繕寫了一部，後隨明成祖遷都而運至北京儲存。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為避免意外災難，又組織重錄副本，曆時五年，到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重錄工作完成，儲藏在皇史……正本在明末已下落不明，副本也陸續散佚，至清光緒後期，僅存八百餘冊。八國聯軍入北京，絕大部分被燒，殘餘部分也被各帝國主義劫掠，這是對中國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一種野蠻的摧毀。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又增入新征集到的殘卷，合計正文七百九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影印精裝十冊出版，使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永樂大典》的樣式和內容體例等。
在《永樂大典》之外，明朝私纂類書也不少，但都無法和《永樂大典》相比。
清朝類書在前代發展基礎上，有顯著進展，其體例之精、種類之多、規模之盛、檢索之便，頗多超越前代之處。康熙朝始修的《古今圖書集成》可算清朝類書的代表。清人筆記多記其事，如史夢蘭《止園筆談》卷四記稱：
是書也，康熙間聖祖仁皇帝命儒臣宏開書局，搜羅經史諸子百家，別類分門，自天象地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以至昆蟲、草木之微，無不備具，誠冊府之钜觀，為群書之淵海，曆十有餘年而未就。世宗憲皇帝複詔虞山蔣文肅公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正訛補闕，經三載而後整定成書，圖繪精詳，考訂切當，禦製序文弁其首，以內府銅字連綴成版，計印六十餘部，未有刻本也。其書為編有六，為典三十有二，為部六千一百有九，為卷一萬。
徐錫麟《熙朝新語》卷十三，劉玉書《常談》卷四均有記及。
《古今圖書集成》是康熙時學者陳夢雷奉命編纂的一部類書。該書從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正式開始編修，至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成書，命名為《古今圖書彙編》，當時未刊行。雍正初，原編者陳夢雷因政爭問題牽連，被加罪流放，改派蔣廷錫主持重編工作，雍正三年（1725年）書成，改名《古今圖書集成》，次年就以銅活字排印六十四部，樣書一部。每部五千零二十冊，分裝五百二十二函。
《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萬卷，另有目錄四十卷，內分六彙篇，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總字數有一點六億多字。每部之下設彙考（引各種古書材料，考溯事物源流）、總論（主要摘錄經書中有關事物的論述）、列傳（輯錄人物傳記資料）、藝文（收錄有關詩文詞賦）、紀事（錄有關瑣細小事，補充彙考的不足）、外編（錄神話傳說及荒誕無稽的記述）等類，有的還附錄圖表。全書搜羅宏富，在三級類目下又加複分，體例謹嚴而完備，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收集資料最廣的類書。
《古今圖書集成》所收錄的資料多是不加刪節的整篇整段，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對後來輯佚、校勘有提供史源的作用。它彙聚專題比較集中，數量較多，往往可作研製某一專題的基本資料依據。它對資料出處、書名、作者等標注比較詳明，可備查核原書。但是由於成書時間短，主事人員少，以致抄寫脫漏、隨意刪節和收錄欠廣等不足之處，應在使用時有所注意。
《古今圖書集成》之外，還有《佩文韻府》、《淵鑒類函》、《駢字類編》等等，都是便於檢索，有利用價值的類書。
清代乾嘉以後人多以類書為讀書、作文、應舉的捷徑，於是《子史精華》、《韻府字錦》之屬層出。坊間書賈，為投時好，大量刊行而日趨冗濫，嘉慶十九年（1814年）從姚元之建議曾令禁止流布應急類書，加以樸學興盛，人多鄙棄類書，而類書之撰乃趨衰落。
類書既多且雜，但編製方法不外以事分類及以字分類。以類分者有一書即聚一類文獻者，如白居易的《白樸》三卷即彙聚當時詔批答詞供公文程式取法，其書已佚。有綜合各類為一書者，占類書之多數，如《藝文類聚》、《太平禦覽》皆是。以字分者有齊句首者，如康熙時所編《駢字類編》專收二字合成詞藻，以上以字分類，後世辭書多以此法。有齊句尾者，如《佩文韻府》收二、三、四字詞語，均在尾字四聲分韻編列。新印《佩文韻府》附有檢字，使不熟悉韻部者稱便。
類書在保存和傳遞文化上有著重要作用。我們可以通過一部類書接觸到更多的書，並且由於分類鈔撮而便於省覽。有時為查明一個典故的出處，類書又成為最好的檢索工具。有的詩人墨客在吟詩作文時也常常從類書中采取詞藻來為作品增色。但是，也應該注意類書因輾轉相引而造成的訛誤。因此必須認清類書隻是按類鈔纂的資料彙編，可以作查找資料的線索，盡可能去查找原書，如原書已佚，不得已才用它為依據。我們可以從類書中去輯錄一些亡佚的古書，但切忌用類書的引文而亂改存世的古書。隻有這樣，才能正確地發揮類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