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叢書
叢書是把若幹種圖書編集在一起的圖書，它便於收藏和利用。最早使用“叢書”這一名稱的是唐朝陸龜蒙的《笠澤叢書》，但它和後來總聚眾書的體裁不合。它是陸龜蒙自編詩文集的書名，是表示自己的詩文“叢脞細碎”的謙詞，所以後世目錄中把《笠澤叢書》列入集部別集類。宋人王楙撰有《野客叢書》三十卷，但它是王個人的考證雜著，徒有叢書之名而非叢書之實，所以後世的目錄書把它列入子部小說家類。這兩部使用叢書名義的書都不能算叢書的起源。
那麼，叢書起源於何時呢？曆來頗有爭議，學者們各抒己見，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①近人汪辟疆認為總聚眾書成為一書的便是叢書，所以詩、書等就是叢書的起源。姚名達也有類似的主張。把叢書的起源遠推之上古，似乎太早，因為如《尚書》隻是篇的集合，而不是書的彙聚，並且經過自成體係的編製，是一部獨立的書，而不是群書之府，所以詩、書等不能視為類書。
②《四庫全書總目》認為《隋書·經籍誌》所載齊陸澄的《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和梁朝任昉的《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是“叢書之祖”。《地理書》收錄了自《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地理書，《地記》則為前書增了八十四家。從總聚群書意義上看，是符合叢書體例的，但它包括的隻是地理一類，而不是多類，因此，這可以算是專科叢書之始，宋初的《開寶藏》應屬於這類叢書。
③清朝蒙古族學者法式善認為宋人曾慥所編《類說》抄錄了自《穆天子傳》以來的二百五十種書，並有各作者的生平，應該算作“叢書之祖”（法式善《陶廬雜錄》卷四，《清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類說》雖是收錄群書，但它以書為綱，並不全錄原書，而是在各書之下又立詞目，按詞目分類選抄。所以《類說》不能算純粹叢書，而是雜采叢書與類書兩種體製糅為一書。清朝另一位學者葉名澧在所著《橋西雜記》的《叢書》條中同意此說。
④清代大學者錢大昕認為宋人左禹錫所編《百川學海》薈萃古人書為一部，並加以新的命名，是叢書之始（錢大昕：《跋百川學海》，見《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百川學海》是宋度宗鹹淳九年（1273年）左禹錫所輯刊，分十集，共收書一百種一百七十七卷。所收唐宋人著述為多，間有晉代和六朝的，曾被有些學者認為是“首尾完善”的叢書。因此，直到清光緒以前，《百川學海》是叢書之祖的說法幾乎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事實上，這部書即彙聚眾書，又不局限於專科，可以稱為一部體例完整的綜合性叢書。
⑤清光緒年間（1875—1908年），目錄學家繆荃孫發現了宋人俞鼎孫所編《儒學警悟》的明鈔本，為世所罕見（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五《類書類》，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刻本）。《四庫提要》沒有著錄此書。此書編成於宋寧宗嘉泰二年（1202年），比《百川學海》早七十餘年。《儒學警悟》共收書六種四十一卷，即汪應辰《石林燕語辨》十卷、程大昌《演繁露》六卷、馬永卿《嫩真子錄》五卷、程大昌《考古編》十卷、陳善《捫虱新話》上下集八卷和俞成《螢窗叢說》二卷。此書既合為統一編卷次序，另加命名；又有各書獨立分卷，具有彙聚群書的意義。各書撰者都是宋人，所著內容兼包子史，主要是宋代典章製度、故事傳說和人物瑣事等，均為全麵照錄。此書成書時間早於《百川學海》。於是，《儒家警悟》是我國最早的綜合性叢書之說就相沿不改，成為比較一致的意見。此書經繆荃孫校讎，於一九二二年由藏書家陶湘刊印行世。
但從目錄的著錄情況看，其源起當在宋前。《四庫提要》雜家類雜編之屬按語雲：
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為一編，而別題以總名者。惟《隋誌》載《地理書》一四九卷，《地記》二五二卷，是為叢書之祖。
按《隋誌》史部地理類載《地理書》一四九卷注雲：
（齊）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
又著錄《地記》二五二卷注雲：
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為此記。
如是，則叢書之起當在齊梁之際。《地記》、《地理書》可謂單種之地理叢書，隻是今不見其書。
根據這些不同說法，並結合實際考察，可以對叢書的起源作如下綜括性描述：叢書之體始於齊梁，叢書之名始見於唐《笠澤叢書》，而今存最早的綜合性叢書為宋的《儒學警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