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評論80年代中國詩歌發展狀況時說：“……翟永明是從時代代言人的聲音，過渡到一個女人的，翟永明個人的聲音，這個變化非常重要，經過這個變化，她的詩從硬變得有一種柔韌性。”其實這一論點何嚐不可適用於許多其他女詩人身上，但對80年代以後出道的汪文勤而言，就不一定適合，因為汪文勤的詩從來就不曾發出所謂“時代代言人”的聲音，女性主義也從來不是她的詩歌要求；她一開始即具有一種過人的“柔韌性”，她的柔，顯然又不是中國傳統女詩人那種婉約的，屬於閨閣派的浪漫風情，而她的韌，更非那種“硬梆梆”的幹澀風格。她的詩柔和而安靜，卻也有實質內涵令人思考的硬度，一種從生活中碰撞出來的感性與知性相互交織的詩性光輝，諸如《空中觀想》、《素描中國》、《溫哥華島》、《2006年的春天》、《胡楊十二月》等都可列為例證，其中《溫哥華島》一詩感性特強，作者的感覺功能發揮到極致，細膩到令人難以相信這是真實的存在，例如“月的呼吸/感動水/堅守著/以柔曼和碧綠”，再如：
圖騰
把樹從森林中捉出來
放進人群
同時把浣熊的妥協
和鷹的冷漠
融進玉米的長須
這首詩足以證明汪文勤確有超強的詩性敏感度以及擅於駕馭感性的能力，筆下對事物形象的捕捉絕不止於表象，而是深入地滲透進事物的內在。
80年代以來，兩岸的社會與人文環境開始轉型，市場經濟決定一切，全麵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內容與方式，同時也顛覆了傳統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人的精神生活日趨枯竭，因而導致了文學退潮，詩歌被逼到邊緣，備受冷落。於是有人問我：在詩歌日漸被世俗社會遺棄的大環境中，是種什麼力量使你堅持詩的創作數十年而不懈？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對文學有高度的潔癖。在我心中，詩絕對是神聖的，我從來不以市場的價格來衡量詩的價值。我更認為，寫詩不隻是一種寫作行為，而更是一種價值的創造。這是我對詩歌的絕對信念，也正是驅使我全心投入詩歌生涯數十年如一日的力量。我和汪文勤有著完全不同的現實際遇與人生旅程，但我們對詩歌價值的認知，和對詩歌藝術的追求與信念，本質上是一致的，不過在這個集子的作品中，她更著重於“愛”這個主題的表述和闡發。
做為人，汪文勤集三個角色於一身：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但作為詩人，她卻單純得如山穀中的幽蘭，遠離塵囂，低調而嫻靜。與她近距離接觸時，你會感到一股柔情漫湧而來，舉凡孤寂、傲岸、狷介等這類屬於詩人的性格並不彰顯於她，反之，她的心性更多地突顯在深情的愛和悲憫上，而這些幾乎是鋪天蓋地地化在她的詩中。我曾想：一個人的生命意義並不能以時間的長短來衡量，隻要心中有愛有詩，瞬間即是永恒。這對汪文勤來說，絕非高調，事實上她的內心世界除了詩與愛之外，幾乎別無他物，如果還有別的什麼，也許隻是一絲淡淡的，不易察覺的滄桑感，以及惹人憐惜的哀傷神色。不過，詩人的眼睛畢竟是超現實的，汪文勤對“愛”的認知有時相當理性，在《記錄天使》一詩中，她對“貞節牌坊”的價值是采取保留態度的。所謂“貞節牌坊”，無非是在民族集體潛意識中的一個符號，一種象征，帶有封建色彩的圖騰。在詩人心中，愛本身就是貞節的，真愛是可以繞過貞潔，超越牌坊的。
在《感情生活》一詩中，汪文勤能感受到“愛人的動念”無處不在，且“自成氣象”，這種氣象便是：
隻需微微一笑，
那邊就春暖花開了。
她把愛的豐盈和輕柔，愛的動人魅力，寫得如此舉重若輕，又如此刻骨銘心，她的微微一笑雖透露一點點佛祖“拈花一笑”的玄機，但禪悟後麵的“春暖花開”，自比海子那首《麵朝大海，春暖花開》中的世俗祝願，含意深刻多了，汪文勤這兩句詩更能顯示在參透了愛的本真之後所引發的人生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