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跋(2)(2 / 3)

如果以十年為人生的一個台階,那麼,我已經走過了第七個台階,開始邁向第八個台階——2009年。我衷心希望在有生之年和誌同道合者一起,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在社會各界的熱情支持下,完成曆史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為“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創作培土澆水,使新中國藝術百花園中這朵奇葩,迎著新世紀的東風怒放。

由此看來,《天地頌》的問世,既是陰差陽錯,也是陰陽合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是夢,也不是夢。要說夢,那麼,我做的是一個吉祥美好的夢——

當新中國五十華誕、新世紀即將來臨的時候,一個老兒童團員,用赤誠的心,用熾熱的血,寫出一本小書,像一朵小花似的,把她放在天安門紀念碑前,獻給20世紀為新中國特別是為國防建設流過血和汗,為新世紀朝霞的升起發過光和熱,為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英勇奮鬥過的人們!

東生

1999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

赴朝參戰49周年,於北京

光陰荏苒,《天地頌》脫稿至今,一年又快過去了。

該說的話,我在《跋》(一)裏,已經說了很多,但意猶未盡,不吐不快。

記得,1998年夏天,我住在五院招待所,為“兩彈一星”電影劇本(暫定名《頂天立地》,已寫了四稿)奮力拚搏。有一天,在食堂裏,巧遇戚發軔和王永誌。說是“巧遇”,因為這兩位專家埋頭於航天飛船的研製,根本無法找到他們,而碰巧被我遇上了。不料,時隔一年多,1999年11月20日淩晨,飛船“神舟”號上天,消息傳來,震驚中外,我為祖國的航天事業又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而歡呼,我為“兩彈一星”偉大事業在新的曆史時期開花結果而歡呼!我堅信,中國人駕馭的中國的宇宙飛船不久將遨遊太空,我們中華民族流傳了幾千年的“奔月”神話也必將變為現實。

2000年春末夏初,我到了四川,一邊治病休息,一邊參觀學習。從研製核武器的老“九院”,到亞洲第一的風洞基地,再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我感到的不隻是美麗的山川令人心曠神怡,最使我激動的是,老一輩開創的“兩彈一星”事業後繼有人,幾代人培育的“兩彈一星”精神熠熠生輝。窮山溝變成了科學城,窮孩子變成了科學家,革命的理想終於安上了科學的翅膀,科教興國、科技強軍的戰略決策正在也必將改天換地,使我們祖國的麵貌煥然一新。

成都之行八十天,天天我都在觀察生活,思考人生。即使躺在手術台上,我也在想:下一步幹什麼?這些年,我活得太累了。朋友們都勸我:“別那麼拚命了!”有時,我心裏也想,不能再拚命了,再拚下去,也無命可拚了。可一轉身,我又本能地拿起筆,想寫,要寫。創作的激情一次又一次地燃燒起來,燒得我熱血沸騰,夜不能寐。這到底是為什麼?已屆古稀之年,為什麼你還不服老,不好好休息,不頤養天年呢?我通常的回答是:“共青團性格,改不了啊!”那麼,這“共青團性格”又是什麼?形象的說法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可我已經是“日薄西山”的人啦!仔細想,反複想,在我心裏仿佛總有一種力量在湧動,而這種力量又受一種意識的驅使。什麼意識呢?歸結為一句話:憂患意識。正是這種憂患意識,驅使成千上萬的老一輩(首先是革命家和科學家)為“兩彈一星”而拚搏,同樣的,也在驅使我為“兩彈一星”的創作而拚搏。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當看到《考克斯報告》、“中國威脅論”、“南京大屠殺是虛假的”等等,你的心能夠平靜嗎?更不用說中國的作家,尤其是共產黨員作家,能不拿起筆來和一切反華“勇士們”作堅決的鬥爭嗎?居安思危,外患並未消除,內憂頻仍發生,而“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古今中外曆史的教訓難道還不多嗎?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當看到陳希同、胡長清、成克傑們的貪淫墮落,看到俯拾皆是的腐敗現象,你的心能夠平靜嗎?更不用說中國的作家,尤其是共產黨員作家,能不拿起筆來“為真理而鬥爭”嗎?有一句名言:“憤怒出詩人。”激於義憤而寫出不朽的詩篇,在曆史上並不少見。憤怒來自正義,正義基於理想,而理想又源於科學——迄今為止,誰也無法否認共產主義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最崇高的理想,為什麼?因為它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而科學的真理一旦被人類所發現、所證實、所掌握,那是永遠也打不倒的。即使資本主義世界也把馬克思評為“千年偉人”之一,可我們一些共產黨員卻把馬克思及其科學社會主義理想拋到九霄雲外,玷汙了共產黨員的稱號,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變成社會主義的蛀蟲,淪為可恥的叛徒。這種醜惡的現象如果任其泛濫下去,這群醜惡的敗類如果任其繁衍開來,那麼,人民共和國大廈總有一天將頃刻瓦解。麵對如此嚴峻的現實,我們能不憂國憂民嗎?當然,憂國憂民,絕不是“杞人憂天”,因為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天是塌不下來的。中華民族經過幾千年的磨難,不但沒有被壓垮,相反地卻越壓越堅強。究其原因,可以舉出很多,但重要的一條,就是憂患意識,就是居安思危。從“兩彈一星”到“科技強軍”,集中地體現了我們黨中央的憂患意識,英明地表現了我們共和國的居安思危。毫無疑問,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家,我必須用自己的作品來體現這種憂患意識,宣傳黨中央的戰略決策,為共產主義事業盡綿薄之力。也許,這就是我創作《天地頌》的原動力,也是我的“共青團性格”使然,或者說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的反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