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四軍一來，五叔就帶我去淮南津浦路東聯合中學預備班，從此投入了革命的懷抱。在學校裏，我的興趣還是語文，十歲多就在牆報上發表了一首詩。可以說，這是我文學創作的萌芽。記得，在詩的下邊，我還寫了幾百字的說明，生怕別人看不懂似的。語文老師劉芳（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上海市教衛辦副主任，已去世）看了哈哈大笑，說詩要別人去體會，自己不要去說明。從寫詩開始，漸漸地，我的藝術細胞不斷增生：唱歌、跳舞、演戲。最難忘的是，寒冬臘月，我們穿著短褲，在廣場舞台上跳《鐵路工人舞》《烏克蘭舞》，跳完跑到台下，凍得瑟瑟發抖。鄧子恢（新四軍二師政治部主任）一把將我拉住，坐在他的膝蓋上，用棉大衣緊緊裹著我。好暖啊！六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心裏還覺得熱乎乎的。在淮南聯中（方毅、張勁夫先後任校長）和“藝專”時，語文老師劉加林（原蔡暢秘書，“文革”中自殺）特別喜歡我，讓我在蘇聯話劇《表》中演主角（偷表的男孩彼蒂加）。音樂老師孔健飛也非常器重我，又讓我唱歌，又讓我指揮。人們都說孔老師有兩個“得意門生”，一個是何仿，一個是我。1942年秋，在八縣青年運動會上，要我指揮一百多人的合唱團，可我長得又小又矮，等別人把我抱到凳子上，我這才拿起指揮棒。我連簡譜都不會，更不用說五線譜了。而何仿（原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團長）確是一個音樂天才，六十年前他改編的民歌《好一朵茉莉花》已風靡世界。還有一位同學呂其明，也是一個音樂天才，他創作的《鐵道遊擊隊》和交響曲《紅旗頌》已成了紅色經典。我呢，一直愛好音樂，但隻會欣賞，至今仍是“一竅不通”。就在我指揮孔老師創作的《精兵簡政大合唱》之後不久，1942年底，因日本鬼子掃蕩，財政困難，淮南中學停辦，我們就被“精簡”回家了。苦悶啊，我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麵臨“向何處去”？在家沒有飯吃，吃了上頓，沒有下頓。我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和牛睡在一起。一有空，我就看書，《三國》《水滸》《嶽飛傳》《隋唐演義》等等，凡是能找到的，我都貪婪地一口氣看完，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可是，食不果腹，饑腸轆轆，飯都沒有吃的，還能讀書麼？在這種情況下，我隻好去當印刷工人，先是學徒，後成了師傅。1944年在《淮南日報》社，日夜加班，忘我勞動。這時，巧遇王榕（她和我姑媽一起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她時任報社通聯部部長，介紹我看了許多書，尤其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我影響極大。1945年4月，由王榕介紹，我懷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激情入了黨。由於和記者、編輯、畫家在一起，萌生了學新聞、當記者的強烈願望。1946年春，一位工人畫家和一個女大學生記者結婚，我覺得這事很新鮮，於是在《淮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報道。可以說，這是我新聞寫作的萌芽。不久，內戰爆發，我們“北撤”到山東，在“華東軍政大學”正式參軍，穿上了新四軍的草綠色軍裝。此時，我的夢想是當範長江那樣的戰地記者。不料，組織上要我去“延安大學”新聞係學習，我當然喜出望外。步行三千裏，走了三個月，穿過三道封鎖線，好不容易到了延安，可“延大”已轉移到後方。中央組織部問我怎麼辦，我毫不猶豫地說：“那就到新華社吧！”在清涼山的窯洞裏，兩個多月就挨了敵機十幾次轟炸。一天深夜，我們最後一批撤出延安，翻山越嶺，走了幾天，最後才知道要跟著毛主席轉戰陝北。範長江帶領新華社二十多人，通過電台收聽外國通訊社新聞，又向全國發布消息。我的任務是刻蠟紙，油印出版《參考消息》和《新聞簡報》，每天送毛主席和中央縱隊各單位閱讀。凡是經新華社發出的稿件，特別是毛主席、周總理起草或修改的文章、評論、新聞原稿，都由我最後保存，直到1949年3月進北京才全部交出來，存進了中央檔案館。從文書、校對到秘書，兩年多的時光使我學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可是，我畢竟沒有受過正規的寫作訓練，一下子就出國留洋，到了莫斯科大學。開始，上課聽不懂，人家笑，跟著笑，卻不知笑什麼。下了課，蘇聯同學“一幫一”地幫我們補習，白天、晚上、夜裏，幾乎天天在啃書本。有人病了，有人垮了。一年學下來，頭昏腦漲，疲憊不堪，十幾門功課考試，雖然都得了五分，但究竟有多少收獲呢？死記、硬背，教條式，填鴨式的教育，迫使我尋求出路。從小就很調皮的我忽然冒出了一個“鬼點子”，並大膽地提出：不上課！把上課的時間節省下來，一是自修，二是去報社實習。這一招，果然很靈，在蘇聯報社當記者，又采訪，又寫稿，回校再按老師的要求準備考試，不僅各門功課得五分，而且俄語水平、知識水平、寫作水平迅速提高，新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逐漸成了可以獨立作戰的記者，這真是事半功倍啊！在莫斯科大學五年，我幾乎跑遍了蘇聯，為國內十幾家報刊寫稿。我不但用俄文寫稿，甚至用俄文思考問題。一有空，就去看電影，使我大受其益。記得，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時，代表團晚上看電影，正好我在克裏姆林宮，要我坐在宋慶齡和鄧小平旁邊當翻譯。《靜靜的頓河》有很多土語，我邊看邊小聲翻譯，有一句話是“在……裏”，我譯成“在手套裏革命”，鄧小平哼了一聲，我馬上覺察譯錯了，改口說“戴著手套革命”，他點了點頭。這一刹那，我記憶猶新。我在實踐中認識到，學新聞、當記者，決不能從書本到書本，一定要多看、多想、多寫，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寫得越多，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新聞記者。很慚愧，我雖然被評為“高級記者”，但至今還不是一個真正的“新聞記者”。為什麼？因為“新聞”二字對我仍然陌生。從十歲多寫了第一首詩開始，我的形象思維就越來越發達。在莫斯科，我寫的幾乎全是通訊，或者稱報告文學。後來，在《中國青年報》、新華社、《人民日報》當記者，新聞也寫得極少，不是我學不會，而是沒有用心去學。這一點，我不如李克。文如其人，他說話言簡意賅，一語中的；他寫的新聞簡潔，通訊也很凝練。必須承認，我是記者，但不是“新聞記者”。不寫或不會寫新聞，怎麼能叫“新聞記者”呢？早在1954年，當我第一次發現莫斯科有山東老人時，我就感到非常新奇。新聞敏感有，但沒有寫新聞，而是緊緊跟蹤俄國華工，深入采訪，寫了好幾篇通訊，介紹他們參加十月革命的故事，並以此為素材創作了我的第一個電影劇本《無產者》。可以說，我是從記者過渡到作家的。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我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夠格的，因為我的作品的風格，一看就知道帶一點洋味，缺乏“中國氣派”。我們這一代人在蘇聯文學特別是蘇聯電影的熏陶下長大，著名的戰地記者兼作家愛倫堡、西蒙諾夫、波列伏伊等人是我學習的榜樣。可我是中國人，我的作品必須深深紮根在中國的民族的土壤上。當然，在創作上，我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寫別人沒有寫過的東西，一句話：我就是我。我從不去模仿別人，從“不吃別人嚼過的饃”（焦裕祿），而要走自己的路。盡管如此，我也不能不承認，作為“中國作家”，我是不完全的；正如作為“新聞記者”，我也是不完全的一樣。除了客觀（我的工作、經曆、環境等），主觀上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我的古文底子太薄，妨礙了我從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學中吸取營養。如果我能像我的爺爺那樣熟讀四書、五經，刻苦學習古代詩詞，把如此豐富、生動、精練、深刻、奇妙的漢語融會貫通，運用自如，那麼，我的作品可能就會真正具有“中國氣派”了。從1946年在《淮南日報》發表我的第一篇稿子（至今還未找到）以來，過去了將近六十年，已經發表的文藝和新聞作品大概有幾百萬字，沒有發表的作品還有不少。我對自己已經發表和沒有發表的作品都很不滿意，總感到有缺陷、有毛病，可我一直沒有靜下心來反思、認真地總結一下。看了徐懷中老師（我稱呼他“老師”完全出於一片赤誠）的信，我不隻一次下決心“閉門思過”，找出寫作上的“某些不足”及其原因。這次，就算是一個開頭吧。希望更多的讀者成為我的老師，對我的作品進行批評和指教。這不是客套，而是由衷之言。凡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個不怕批評、歡迎指教的人。盡管我已七十七歲高齡，但我仍然如饑似渴地學習，讀書、看報，從不間斷，每天都有收獲。“學而後知不足。”越學習越感到，我這個在文學上還沒有畢業的小學生，迫切地需要補課、學習、提高。這一點“自知之明”，始終像一根鞭子，抽打著我這條“老牛”，不停地向前；又像一縷陽光和一股清泉，溫暖和滋潤著我，使我這棵“老苗”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