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跋(10)(2 / 3)

毛主席1941年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列寧1917說:“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麵的命令創立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機械主義根本不能相容;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

列寧1918說:“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勞動者來管理國家。這是十分艱巨的任務。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一個黨所能實現的。隻有千百萬人學會親自做這件事的時候,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我們認為我們的責任在於大力幫助群眾立即去做這件事情,而不是從書本上或從講課中學習這一點。”

這裏,我想特別強調,某些黨員領導幹部,從心眼裏不願意接受群眾監督,聽不進反麵意見,“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跳、就叫,甚至要咬人、吃人,或者懷恨在心,伺機報複。前者太可怕,後者太危險,兩相比較,我還是比較喜歡前者,因為他是公開的,你還可以防,“明槍易躲”呀!而後者,是隱蔽的,你躲都不好躲,“暗箭難防”呀!明槍也好,暗箭也罷,都是違反黨紀國法的犯罪行為,不僅應該受到“道德法庭”——公正輿論的“審判”,而且必須受到應有的懲處。否則,誰還敢於批評、發表不同意見呢?誰還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呢?當然,即使明槍暗箭難以避免,一個“心底無私”的人也會為堅持真理而“無畏”的,古今中外這樣的英雄數不勝數,在我們黨內就有許多光輝的典範。

寫到這裏,我深深地懷念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任弼時同誌。他在延安時被稱為“人民的駱駝”,對工作兢兢業業,對幹部愛護備至,是“中央五大書記”(毛、劉、周、朱、任)之一。撤出延安後,他被任命為“中央縱隊”司令,隨毛主席轉戰陝北。我寫《巍巍昆侖》,不能不寫他,可怎麼寫呢?開始我聽說,在棗林則溝“他們吵了一夜”。他們是誰,誰跟誰吵,為什麼吵,不得而知。顯然,有一場爭論,而且是很激烈的爭論。在中央最高領導人之間發生爭論,自然是非常嚴重也是非常令人好奇的事情。可惜,這是“絕密”,誰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是不能泄露的。好在“四人幫”被粉碎了,許多秘密都解開了。1979年12月,我通過五七學校老同學徐瑞新(楊尚昆秘書)幫忙到了廣州,住在小島。1980年1月3日,冤案剛剛平反、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書記的楊尚昆接見了我。他第一次向我解開“吵了一夜”的曆史之謎:毛主席堅決主張中央留在陝北,任弼時(還有陸定一)堅決主張中央“過黃河”,在延安撤退之前就有爭論,一直爭論到撤出延安,在棗林則溝繼續“吵了一夜”。聽到這個“新聞”,我忍不住要歡呼跳躍!可是,黨中央領袖人物之間的爭論能不能寫?怎麼樣寫?過去的文學作品,特別是電影,沒有出現過,因為這是“禁區”,至少也是“雷區”。我思考再三,決心來一個“突破”,即使碰上“地雷”,我也要闖過去!好在“四人幫”被打倒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怕什麼?我真的寫了,人們一看,眾說紛紜。有人說我“膽大包天”,有人說“這樣寫任弼時,不合適”。多數人認為“寫得好”,“有戲”,“是個突破”。為此,我登門拜訪了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向她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寫。我說,誰敢和毛主席爭論?隻有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任弼時同誌才有這個膽量和氣魄!我絲毫沒有貶低他,相反地,我是把他作為一個偉大的英雄來歌頌的。陳琮英笑了,她的兒子、女兒也笑了。實踐證明,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歡迎別人提出不同意見,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而這也正是我們黨興旺發達的標誌。

寫到這裏,我深深地懷念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胡耀邦同誌。他是我的老領導。1958年,他決定派我擔任《中國青年報》首任駐蘇聯記者。出國之前,正值蘇聯青少年報刊代表團來華訪問,胡耀邦在武漢接見、宴請,我為他當翻譯。他談笑風生,語言生動,滔滔不絕。見我吃不上飯,他示意要我吃點東西。我剛剛夾了一塊雞肉,他又談開了。我怕雞骨頭卡住喉嚨,又趕快悄悄地把雞肉放到盤子裏。從1958年秋天第一次見到他,直到1986年11月12日最後一次和他見麵,時隔二十八年,他從團中央第一書記到了黨中央總書記的崗位。這天下午,時任總政副主任的周克玉領著我們到了中南海勤政殿。胡耀邦開門見山地說:“如果不是寫曆史,劇本(《巍巍昆侖》)我就不看了。”接著,他談了具體的意見和建議,最後說:“這個劇本,我肯定百分之八十,要修改百分之二十。我們做黨的工作的,不要多參加意見,由作者自己安排。但曆史片子的曆史真實,思想高度很重要。至於你怎樣體現,我不管嘛!”談完話,人們都走了,我單獨留下來,給他送上一份關於加強《橋》雜誌領導的報告(他很快批給了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才和他握手告別。大門外,我們幾個人正在商量,他突然走了出來,說了一句:“哦,你們還沒有走呀?”說著,他迎著夕陽向通往瀛台的橋上緩緩走去。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最後的訣別!……一晃,十九年過去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沒有胡耀邦的支持和幫助,《巍巍昆侖》和《大決戰》是出不來的。他的熱情、他的正氣、他的寬容,特別是他允許別人有不同意見的大度,使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敬佩不已。報載胡啟立的回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