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是一個“歌德派”，所有發表的作品，無論是新聞，還是文藝，都是歌頌黨和人民，歌頌光明，沒有一篇是揭露黑暗的。然而，近年來，由於氣人的事情太多，社會的某些角落實在太黑了，而有些人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能不使我震驚，使我憤怒，使我猛醒。我想，與其活活悶死、氣死，不如大吼一聲，哭死、笑死。也許有人會問：你為什麼大段大段地引用別人的語錄？是怕被人抓辮子、打棍子麼？非也！唯一的理由，就是別人說得好，至少比我好。我隻不過做一點普及的工作而已。君不見，多少青少年連周總理都不知道，更不用說馬克思了。更有甚者，一位官不大而權力很大的“官兒”，居高臨下，站在那裏隨便翻幾頁我的劇本，一看見列寧、魯迅的名字，便板著麵孔說：你寫列寧、魯迅幹什麼？更不用說寫斯大林了，那就真好比腳踩在地雷上，連動也不敢動的。記得，胡耀邦說過，上下五千年，什麼都可以寫。為什麼列寧、魯迅就不能寫呢？難道你忘了，我黨《黨章》總綱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明文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麼？既然如此，為什麼就不能寫列寧呢？何況我寫的是列寧與中國、列寧與孫中山。關於魯迅，那就不必多說了。可我仍要補充一句：魯迅還是第一個向中國介紹居裏夫人、創作科學幻想小說的偉大的作家。那天，我真想當場為自己辯護幾句，可我硬是吞下了這口氣，什麼也沒有說，因為這種“官兒”是聽不得反麵意見的，我又何必白費口舌呢？我唯一能做的，隻有虛心傾聽，即使批評“隻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我也會從中受益。如果黨的文藝領導幹部，都能像胡耀邦那樣開明，那樣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那樣堅決地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創造良好的環境，那樣滿腔熱情地傾聽作家的呼聲，那就太好了。可惜，這樣的領導幹部太少，以致文藝界的問題多多。請看，《人民日報》12月2日報道，日前在一個作家座談會上，四川省作協主席馬識途請人代讀了他的《文學三問》。這三問分別為：一問，誰來守望我們的文學家園？二問，誰來保衛我們文學的美學邊疆？三問，誰來堅持在馬克思主義光照下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作為一位與中國新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共同成長的作家，老人一直堅守著自己內心的理想。他說：“‘文學三問’是我長期觀察和思考的結果。我堅持認為，中國這樣一個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國家，不能沒有自己獨特的主流意識和民族精神。我主張文學的多樣性，但絕不讚成多樣化到‘淡化革命、顛覆英雄、否定崇高’的地步。”他說，目前在文化界，有一股低俗、庸俗、媚俗、惡俗之風，甚至於發展到“身體寫作”、“三頭（枕頭、拳頭、噱頭）主義”。亂改紅色經典、歌頌封建帝王、展示奢靡生活的作品有不少，有些作品甚至一印就是幾十萬冊，而嚴肅作品卻被擠得市場越來越小，令人心憂。我們應該想想辦法，不能任其發展，更不能推波助瀾！
讀了這篇報道，我真要向這位“識途”的“老馬”歡呼致敬！我相信，這絕不是馬識途一個人的心聲，而必將引起有識之士的共鳴。我也相信，黨的文藝領導機關和幹部必將對此作出回應並認真采取措施，堅決貫徹黨中央在文藝領域的路線、方針、政策。當然，總會有一些人持反對意見，這是正常現象，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有人陽奉陰違，暗中破壞，百般阻撓，故意刁難。這種人極不老實，自以為聰明，殊不知那隻是“小聰明”。
談到聰明，我偶然看到報載宋健為“大智若愚”釋義，題為《智商還不是智慧》，內稱：“智商還不是智慧，前者對後者的影響最多是間接的。每一個人都在社會群體中生活和工作，隨著社會進步而生存、成長和奉獻。如果閉於自我，封於幽室，凝結於隘事，看不到大局，至死不識社會進步大潮，那麼即使智商高一點，隻能稱之為小聰明，反而做出許多傻事、蠢事、壞事，像《紅樓夢》裏的那個王熙鳳，聰明反被聰明誤。真正有智慧的人識大局、知環境、認航向，尊重別人、善於共事。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才智，在為社會進步和科學、技術、企業、事業作出貢獻的過程中達到卓越。在瑣事碎物方麵即使糊塗些，也不是笨的表現。這大概是宋代蘇軾所說的‘大智若愚’的含義吧。”
看了這篇報道，我也要向我這位老同學歡呼致敬！我隻想補充一點：大凡耍小聰明者有兩種人，一種是君子，一種是小人。所謂君子，忠厚老實，心地善良之人也，可能也有點私心，幹了蠢事，還可以原諒；所謂小人，是鬼不是人，心地邪惡也，隻打“小算盤”，專搞“小動作”，幹了壞事，還要“倒打一耙”，栽贓陷害。君不見，在當今社會，這樣的小人不是多如牛毛麼？對這種人，我盡管厭惡透頂，但還是抱有希望，故奉勸他們重溫一下（對熟讀過毛主席著作者）或學習一下（對從未學過毛主席著作者）毛主席的教導：“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