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小人，以“自我”為中心，忘恩負義到極點，以致善良的君子連連驚呼：“啊！這怎麼可能呢？簡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這不是想象，而是現實，殘酷的現實，無情的現實。報載趙化南一文，題為《呼喚感恩教育》，摘抄如下——
去年，沈陽市教育局對全市中小學生思想道德心理狀況進行了一次“摸底抽查”，抽查數據顯示：百分之四十的學生景仰科學家、百分之三十五的學生景仰體育、影視明星，隻有百分之一點五的學生表示景仰自己的父母，而景仰黑勢力老大的學生竟然達到百分之二點九，幾乎是崇拜父母人數的兩倍！崇拜父母的孩子是最少的。
更令人擔憂的是，拒絕感恩已成為一種道德癌症，讓人們對善良變得麻木。重慶開縣的金有樹救過十九人的性命，今年3月他因救人身染重疾，卻無一人過問，最後他在絕望中病故，下葬時十九名被救者無一人到場。沈陽一名十七歲的少年韓磊，為了救一名溺水的二十歲青年，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被救者卻悄無聲息地離開了。英雄家屬明確表示不要賠償，隻希望對方能提供證明，可被救者始終不肯露麵。這樣的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還是“令人信服”地發生了。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人區別於一般動物，就在於人有感情、有道德、有感恩之情、有正義之感。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四位老友。他們都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第一位老友張彥。1951年，我們在《人民中國》雜誌社相識，在國際新聞局局長喬冠華領導下，他在英文版，和蕭乾、陳依範等一起，輔佐愛潑斯坦；我在俄文版，和沈江、陳壽朋等一起，協助蘇聯專家、老布爾什維克別萊畏依泰洛和依萬諾夫。五十五年來，我和張彥聯係不斷，成為摯友。他是老大哥，凡遇重大事，我必先向他請教。幾乎每一次他都要從正反兩方麵進行考證，最愛講的一句話是：“你又做夢了。”說他“潑冷水”，有點誇大；說他像“熱水瓶”，倒很貼切，因為他心是熱的，臉仿佛是冷的，隻是偶爾帶著微笑。當我開始行動，幹起來了，他便全力以赴幫助我，從1984年創辦“中國新聞出版社”、“中國3S研究會”到1989年“中國之友研究基金會”，莫不如此。工作順利時，他會笑著說：“你的夢又實現了。”遇到挫折時，他從不埋怨、指責，而是幫我出主意、想辦法。他的老伴裴毓蓀是個熱心腸，長期在《中國少年報》社工作，老熟人至今還叫她小裴。1988年我創辦《中國之友》雜誌（中英文合刊）時，就是依靠她——“一個老太”和“兩個老頭”（新華社老人江瑞熙和申德詒），他們在家裏編稿、跑印刷廠，日夜加班，分文不取，真正是無私奉獻啊！這些老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共同的品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任何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國家，是人民，是社會。張彥自然也是如此，由於他正直無私，敢說敢當，盡管受了很多委屈，但他忠於黨的事業、忠於人民的赤誠之心，始終如一，越老越爐火純青。請看，他寫給我的《歲末絮語 新年願景》，摘抄其中的兩段——
對我個人而言，2005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這一年是我親曆的20世紀兩大曆史事件的紀念日：亞非會議五十周年和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由於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終於如願以償。我主編的《萬隆精神，普照大地》一書，在中國和印尼舉行盛大紀念活動前夕已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及時出版問世，讓周恩來總理旋乾轉坤的偉大形象再現於當今時代。不顧老齡和長途跋涉，我在六十年後重新來到了日本呈遞降書的湖南芷江，和海內外的老兵們，特別是來自台灣的將領和士兵，一起隆重紀念抗戰的偉大勝利。在這裏與曾經援華抗日的美國飛虎隊員及其後代相遇，彼此一見如故，倍覺親切，因為美國飛虎隊員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占有特殊地位。作為極少數幸存的親曆者之一，我為緬懷這兩個重大曆史事件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麵對為和平而犧牲的烈士們，我心中感到踏實。
這一年的收獲，再次給我證明古人說得對：“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那麼，在新的一年裏，有何打算？用新學會的“台灣口頭語”來說，有些什麼美好的“願景”？首先，我和老伴渴望能夠登上台灣島，實現與嫂子瑪格莉特在寶島團聚的夢想。半個世紀來，我們雖然近在咫尺，卻隻能在遠在天邊的美國見麵。鑒於柳暗快要花明，也許這個夢想能夠成真。我們已年過八旬，不容易遠走高飛了。隻希望遠在海外的兒女和孫兒女，常回家來看看，我們是多麼想念他們啊！……每天的讀書看報，我將更著重於回顧半個世紀以來曆史的來龍去脈，求索我自己在這條路上是怎麼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