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張彥寫給我的信，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可以結集成書。“四人幫”粉碎後，他被派往美國擔任《人民日報》記者，回國後繼續負責英文《中國建設》（主編名義上是愛潑斯坦，實際上是他）。工作再忙，他對我都是“有求必應”，除了麵談，還要寫信，提出各種建議。收到最近這封信，我馬上打電話給他，第一次說他外出“開會去了”，第二次說他“剛下樓拿報紙去了”，第三次電話忙音，第四次還是忙音，直到第五次才接通，我大聲說：“啊呀，你還那麼忙呀！”我問他，電話怎麼老是占線呢？他說，他剛才和八十八歲大哥通電話，這位四川樂至寺方丈昌臻法師寫了一副對聯“很有意思”，我馬上用紅筆抄錄下來：上聯是“居心作惡，誰替你救苦救難”；下聯是“回頭向善，何需我大慈大悲”。我連聲叫好，拍案叫絕，好就好在這副對聯一針見血，通俗易懂，對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都十分有益；絕就絕在這副對聯和人類文明一脈相通，甚至使我聯想到《國際歌》裏第二和第三段歌詞，第二段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衝破牢籠。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第三段是：“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把他們消滅幹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佛教以善為本，共產主義者難道不也是以善為本麼？“以人為本”，首先就是決不能“作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這不是迷信，而是科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一條規律，大官與百姓、富豪與窮人，在這條規律麵前，人人平等，誰也逃脫不了，隻是“如若不報，時候未到”，那就等著吧！
第二位老友王正。每當想起他，我就想哭，更不用說寫他了。他去世三年多，我一直把懷念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幾次拿起筆，每一次都淚眼蒙矓！……最近，失去朋友的傷口又在流血，不能不忍著劇痛，用筆把傷口縫上，以寄托我的哀思，化悲痛為力量了。
我認識王正，說來話長。那是在四十多年前，我的處女作《無產者》剛問世，在中國和蘇聯都引起了轟動（《參考消息》報道，蘇聯有十幾種報刊發表文章加以攻擊）。中國影協在陳荒煤主持下專門召開了《無產者》座談會，蔡楚生、成蔭等十幾位權威人士發言。八一電影製片廠召開動員大會，《農奴》攝製組從西藏趕回來，由李俊（後來《大決戰》總導演）擔任導演，真可謂轟轟烈烈。不料，禍從天降，康生說參加十月革命的“華工情況很複雜”。他的一句話，就像一隻小指頭，輕輕一彈，就將孩子們精心搭成的積木大廈弄倒了。我不服氣、不認輸、不甘心，可又無可奈何，隻能把氣悶在心裏。一天，胡喬木發現了，他問我是怎麼回事。我慷慨陳詞，他也憤憤不平，因為他看過劇本，雖然一句讚美詞沒有，但他是認可的。他要我去找康生問個明白，我說他怎麼會見我呢？他立刻給康生秘書李鑫打電話，介紹我去麵見康生。我真的去了，在釣魚台談了一下午，康生眯著眼，邊吃小花生，邊聽我講。他東拉西扯，避而不談，卻大講農村包圍城市，我簡直莫名其妙。快吃晚飯了，我隻好拋出最後一招：是不是先搞話劇請中央審查？他連聲說：“好，好。”他還留下我，和“九評”寫作班子的秀才們（記得有胡繩、吳冷西、姚臻等）談笑風生，共進晚餐。回來以後，我趕緊給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寫信，很快便有了回音。王正奉命來中南海，我到西門去接他。從此，我們就成了朋友。當我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時，我對他更加熱情、更加信任。我是第一次寫話劇，迫不及待地看書、看戲，到處求教，拜留蘇同學鄧子怡（青藝總導演）為師，由王正輔導，終於把《無產者》改編成話劇。我到青藝當眾朗讀了劇本，吳雪院長把大腿一拍：“好！馬上排！”可文化部一聽康生發過話，誰敢拍板？話劇也像電影一樣“暫停”，一停就是二十五年！有人說我“從來不服輸”。是的，確實如此。1989年，我費盡周折又把《無產者》搬上話劇舞台，請中宣部（以副部長王維澄為首）、文化部、外交部等各界知名人士去南京看戲。正當江蘇人藝即將來京公演，以配合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關係正常化，民族宮劇場都預定好了，不料天安門又鬧起事來，隻好作罷。蘇聯解體，《無產者》自然也就“無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