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材的格調很高，高屋建瓴地寫出了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決戰。選材好極了！1947年這一年是最艱難的，寫好這一年就可以概括全局。
要寫統帥部，寫領袖人物，這就決定了影片的風格、樣式。要寫好毛主席和其他領袖人物的關係，如實地寫。
現在的問題是要壓縮，不是壓縮餅幹，而是要集中，要提煉。
一是廣度。視野要再寬些。毛主席不僅看到西北戰場，而且看到全國、全世界。人在山溝溝裏，坐在小板凳上算賬，消滅了敵人多少個旅，心裏想的是全國大反攻，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要寫出毛主席是統帥。
二是高度。電台裏出現了羊叫，調一個團過河來保衛黨中央不要，好！74師消滅了，毛主席到處要羊雜碎吃，高興得不得了，好！但是如何表現毛主席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還缺少一兩處智慧過人的細節。
三是密度。劇本文字流暢，但沒有節奏，流水似地敘述，許多情節是解釋曆史，越解釋越說不清楚，有些可以用字幕代替。要挑選最動人的情節，寫好重場戲，密度再大一點。
四是角度。圍繞毛主席，其他帶幾筆，有的不一定正麵寫，可以虛寫、側寫。有時不出場，比正麵寫還好。很希望看到毛主席如何向群眾學習，集中群眾的智慧。領袖向群眾學習，這樣領袖就像人了。
通過1947年概括十月革命後發生的偉大的事變。潑墨，荷葉上的幾個蜻蜓——這是一部有獨特風格的影片。
1981年，應八一電影廠之邀，我從上海來到北京，住在京豐賓館，長期與我為鄰的是王願堅，他在修改《四渡赤水》劇本。分別一年再相逢，感到格外親切。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卻沒有一點名人的架子和派頭，對人就像他的衣著一樣樸實無華。我和他是同齡人，可他比我大幾個月，在外表上和風度上也比我成熟得多，所以我始終把他看做是“老大哥”。我們同住一層樓，同吃一桌飯，幾乎每天晚飯後都一起外出散步，走得很遠很遠，談得很多很多。我以他為學習的榜樣，向他提出許多創作上的難題，他都精辟而又生動地回答了我。我唯一不能向他學習的，就是他喜歡喝酒，而且成了一種癖好，天天要喝，頓頓要喝。一走進他的房間，你就會聞到一股酒味，看到大大小小的酒瓶，桌上除了稿紙就是下酒的花生米。我一次又一次地勸他，不能這樣喝酒。每次，他都笑著答應“嗯嗯”、“好好”，可就是改不了。1982年元旦，人都過年去了，京豐賓館幾乎空空如也，隻有我和王願堅、蔡繼渭（《四渡赤水》電影導演）三人“堅守陣地”，埋頭創作。後來，鄰居中間，又來了梁信。他是《紅色娘子軍》編劇，正在創作電影劇本《風雨下鍾山》。梁信比我們年長幾歲，喜歡邊寫作邊嗑葵花子。到了晚上，隻見他房間裏瓜子殼一地。我受了他的影響，也喜歡嗑葵花子，但隻在寫不出來的時候。一邊喝茶，興奮神經；一邊嗑瓜子，喚起靈感。我們仨在賓館住了很長時間，梁信先走，《風雨下鍾山》出來了；王願堅跟進，《四渡赤水》也出來了，1983年榮獲優秀影片獎；而《巍巍昆侖》之船卻擱淺了，幸虧“老船長”胡耀邦親自過問，這才駛向成功的彼岸。此時，王願堅已升任八一廠文學部主任，雖然接觸少了，但友誼日增。他多次鼓勵我“多寫”。不知什麼時候，忽然聽說他去世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直到最近看到報載李心田一文，我才知道一些情況。他寫道：1986年，總政在濟南召開軍事題材創作會，他請王願堅到家裏吃飯，喝了幾杯酒，王願堅十分遺憾地說：“為什麼《長征》是美國人索爾茲伯裏寫的，而不是中國人王願堅寫的？”接著又說，“那本書的頭一條注釋就是王願堅：王願堅是八一電影廠的成員，長征曆史學家——1984年3月5日采訪。前後曾十次提到對王願堅的采訪，並說某些細節是王願堅提供的。”正巧，我剛買了這本書，便拿出來翻到第三頁，自序：“我必須強調，關於長征的結論和解釋是我個人所作。……書中的觀點和結論由作者自負責任。”我笑著說：“你敢對書中的觀點和結論負責嗎？”王願堅大聲說：“敢！我敢！”紀鵬說：“你敢，別人也不讓你敢呀！”三人全無奈地笑了。中間轉了話題，王願堅十分興奮，他說：“我從小當兵，最後這個句號要畫在軍人上，我要參加這次評銜。”過了一段時間，聽說王願堅同誌的少將沒批下來。可是同樣條件的評上了。願堅找到有關部門，有關同誌回答了些原因。又根據補充規定，讓願堅同誌再填份表格。王願堅這回心裏有底了，又填了份表格送上去。遲遲沒批下來，願堅原來患的偏頭痛加重了，不得不住進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