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這篇回憶，我也像李心田一樣“惋惜、歎息……”遺憾的是，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些實情，否則，我會全力以赴，從死神那裏把他“搶救”出來的。我雖然不是神醫，但我深知，心病還要心來治。我相信，由我們的經曆、興趣、信念而凝聚成的純真的友誼，一定會使他掙脫“心病”的桎梏而獲得生命的自由；我會用他勸導我的話來勸導他：“想開點，沒有什麼了不起！”正如陸柱國所說：“他想不開，就是給你個少將，又怎樣？”記得在京豐賓館時曾發生一樁令人氣憤的事情，王願堅用諸葛亮的話勸導我：“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我真想用這句話勸導他，可是，晚了，晚了，一切都來不及了。他的作品，從《黨費》《閃閃的紅星》《四渡赤水》到《映山紅》《草地》《足跡》等等，和他的長征精神一起，載入了史冊。
第四位老友菡子。她1921年生，比我大8歲，是我的老大姐。我1944年正式參加革命，在《淮南日報》印刷廠當工人時，她就是一個才華出眾、大名鼎鼎的編輯、記者兼作家了。其實，她隻是“讀了三年中學的語文愛好者”十七歲參加新四軍，十九歲在《前鋒報》當“編報員”。1940年前夕，她冒雨走到半塔大田郢，劉少奇親手把《做一個好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文章交給她發表。1944年秋，她從淮南黨校出來，五年（不包括整風）的“政治嫌疑”一筆勾銷。她回憶道：“黨啊，還有什麼能比得了這個對我的撫愛呢？我覺得自己長了翅膀。”1945年8月10日晚，她手裏拿著電報紙，在院子裏大聲叫道：“鬼子投降了，無條件投降！”她是通俗讀物《淮南大眾》主編，這是十六開本的月刊，由模範通訊員周世民任編輯。雜誌插圖、漫畫，由我們石印工人負責印刷。在歡慶抗戰勝利的日子裏，我日夜忙於印刷彩色的畫報、地圖等等，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記得，由俱樂部主任菡子主持的“狂歡式的晚會”，我隻參加一半，就去上夜班了。新中國成立後，我和菡子幾乎沒有什麼來往，直到1975年我調到上海，才開始恢複聯係。那時，正值“文革”，我盡管知道上海有許多新四軍時代的朋友，包括我的老師、同學都還健在，但我是中南海的“黑秘書”，能在“四人幫”把持的“上海灘”站住腳，就算是萬幸了，還能“隨便走動”麼？“四人幫”被打倒，我和菡子才有了交往，而且越來越密切。記得，我和她談得最多的是我要辭職（新華社上海分社黨組副書記）當記者，創作《巍巍昆侖》。她開始不讚成，鼓勵我當官，因為我是年富力強的“小老幹部”（在抗戰時期入黨的人當中，我屬於比較年輕的）。我決心已下，誰也擋不住，而且很快就寫出了電影劇本。她看後很激動，又“轉變立場”，鼓勵我搞創作，一再催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早在“文革”前，當我的報告文學《看愚公怎樣移山》、電影劇本《無產者》引起轟動的時候，朋友們就勸我加入中國作協，可我隻是笑笑，因為在我的心目中，作家的桂冠是神聖的，我還隻是一個“業餘文藝愛好者”，有什麼資格戴上它呢？1982年，菡子在上海、王願堅在北京，多次對我進行說服和動員，最後由他們二人介紹，我正式參加了中國作協。遺憾的是，1984年調到北京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回上海，自然也就再也沒有見過菡子了。唯一的一次機會，就是1989年4月《淮南日報》社老同誌們在安徽聚會，我也永遠地錯過了。菡子悄悄地走了，老大姐、老大哥們也一個一個走了，還能再有這樣的聚會麼？沒有了，永遠地沒有了！……她的作品，從《前線的頌歌》《鄉村集》到《糾紛》《萬紐》《媽媽的故事》，和她的新四軍“東進，東進”精神一起，載入了史冊。如果說，山東“小八路”王願堅一生迷戀於偉大的長征，而新四軍“小鬼”菡子一生卻迷戀於山村，特別是安徽和江蘇的農村，成了她取之不盡的創作的泉源。他們是在黨的懷抱裏長大的優秀兒女，是根植於土地的人民的作家。他們介紹我加入中國作協，我決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一定要沿著他們的足跡，努力創作出像他們那樣具有濃鬱的“中國氣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