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男人不在家，大鳳就找阿妹，妯娌說悄悄話。大鳳說：妹子，往後，往後……阿妹噗一聲笑了：嫂子，今天是怎麼啦？大鳳說：嗨，想說的話，越是把它拉到嘴邊，越是推不出去。阿妹說：又沒外人。大鳳說：對對，我那死老頭……阿妹聽不懂，你在罵誰？大鳳哭笑不得，不是罵誰。阿妹說：那死老頭是誰？大鳳說：就是你大哥。阿妹說：不許你這麼罵。把大鳳也給說笑了。大鳳說：大哥他讓我教教你。阿妹說：我聽。大鳳說：往後出門，跟阿闊別那樣。阿妹摸不著頭腦，就問：哪樣？大鳳沒轍，隻好說白了教她，跟我們一樣，別黏著，離遠一點。阿妹說：我喜歡呀。大鳳說：喜歡也別讓人家看笑話。阿妹說：讓我騙人，說我不喜歡他？大鳳搖搖頭說：算了算了，也沒準是傻人傻福氣。你就那樣吧。對了，有一件事問你：你喜歡阿闊出門還是不喜歡他出門？阿妹說：我喜歡他也不能把他捆在家裏呀。還是常出門好，出門天就變大了，多知道好多好多事。我老家是住在一個大坑裏。大鳳說：哪有住坑裏的？阿妹說：有啊，是一個大山窪，很深，隻有一條道下去，人販子拐我就是從那條道出來的，真的。大鳳說：這事你讓它爛在心裏，以後不要再對別人說。阿妹說：好。不過，我老家真的是一個坑，日頭很晚才從東邊的山上出來，又很快從西邊的山上下去，日頭是白色的。有人告訴我，日頭是紅色的，我不信。我出來後，頭一次看到紅色的日頭，我都著迷啦，跟天方夜談似的。大鳳也聽傻了。後來，大鳳就想，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阿闊有了女人成了家，阿臭做哥哥的任務就算完成了。順其自然，哥倆就分開過，阿臭那時已經有三個孩子，鄉裏人叫跌入兒女坑。家沒有什麼好分的，就那麼兩間破房子，阿闊就都給了阿臭，自己和阿妹可以說是光光地搬出來租房子單過。阿闊總是想得開，兩個大活人還養活不了自己？
那一段生活挺單調，隻不過是一天天地重複，阿臭一家土裏刨食，阿闊一家也是土裏刨食，不要費唾沫，沒有什麼故事好說的。有故事也隻有過去的故事，這個地方祖傳的會做陶瓷，由於一再強調以糧為綱，搞陶瓷都是偷偷摸摸的，工藝越來越差，就做裝糧食的大缸和男人擱在舊式老眠床下邊的夜壺之類。
阿臭本來是有一點兒小故事的，看到別人手上有幾個錢晃眼，也動過心，曾偷偷地挑兩個大缸，想到海邊去賣。那時，做買賣就是搞資本主義，賣缸就是犯法，有民兵站崗，專抓這種人。阿臭是膽小的人，可他會算，用什麼招可以從民兵的眼皮底下溜過去，民兵的確沒有發現他，月黑風高，倒黴倒在他自己拌了一跟頭，兩個缸摔破了一個。剩一個沒法挑，阿臭坐在那裏犯脾氣，心裏也打了一個死結，我怎麼這麼背呢？要是讓民兵抓著也罷，要是兩個都砸了也罷。解不開，就賭氣，最後竟用扁擔把另外一個缸也砸了。阿臭的新故事也就在那一扁擔掃過去時聽到一聲脆響時結束了。同時他總結出一種人生經驗，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會掙到錢的。這一句話後來成了他的口頭禪。
阿闊有一點兒故事，也還是老故事。有一個在北京上大學的回來了，很多人就都去聽他講北京，阿闊帶著那張地圖也去了，他要讓那個大學生給他證明天安門的大紅門有一掐厚，大學生說是有一掐厚。大家都信大學生的，現在都相信天安門的大紅門有一掐厚，因為那是在北京上大學的學生說的，至於阿闊說的天安門的大紅門有一掐厚仍然是道聽途說。阿闊想用地圖作證明，人家說誰知道那是從哪來的，也許是托人買的，也沒準是從當時去北京串聯的學生手裏要來的。真的是人微言薄。當然，也有的人是在故意氣他，你一個有家無業的人，誰都可以摸你的頭殼。
阿闊回到家裏好鬱悶，靠在床頭上抽悶煙。阿妹覺得奇怪，問：大學生說天安門的城門不是一掐厚？阿闊有點兒沒精沒神的：大學生沒有這麼說。阿妹還較真：那到底是不是一掐厚呢？阿闊說：大學生說是一掐厚就對，我說一掐厚就不對。阿妹說：那還講不講理？阿闊說：沒理。阿妹賭氣說：那我還就說是你說的對呢，你去量天安門的城門有一掐厚的時候，大學生還在家裏曬尿布呢。阿闊噗一聲樂了，沒想到老婆這麼向著自己，還混得這麼可愛。阿闊就摟著阿妹親，他就喜歡阿妹那肉嘟嘟的嘴唇，還這兒摸一下那兒捏一把的。阿妹也喜歡和他膩味，嘴上卻說：都這麼多年了，你還沒夠呀？阿闊說：這東西哪有個夠的，得一輩子。阿妹說：咱得慶賀慶賀？阿闊說：慶賀什麼？阿妹說：不是大學生也說了，天安門的大紅門是一掐厚，往後沒人再敢拿這當笑話啦。阿闊一拍巴掌說：對呀。他一下把阿妹抱了起來，在屋子裏轉了一圈。阿妹一下掙開了，紅著臉說：讓人撞見了，不笑死人。阿闊說：我聽你那麼一說高興，我高興還怕別人知道呀？說著他又一把把阿妹抓住。阿妹求饒說：好好，我給你攤雞蛋炒花生，今晚讓你喝點兒小酒。一聽說媽媽要給爸爸做好吃的，兩個裝睡的小饞貓就都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了，喊著“天安門有大紅城門”，還用小手比劃，兩掐厚。他們都是爸爸派，把四隻手四隻腳都舉了起來。阿妹看到兩個小不點兒的可愛勁，故意裝生氣說：你們是爸爸派，那我不給你們兩個小兔崽子做好吃的了。兩個小淘氣卻一下把媽媽也問愣了：那媽媽不是爸爸派？過了幾天，阿妹用賣雞蛋錢到鎮街上買了一個新鏡框，把阿闊那張北京地圖裝在裏邊，擺在小桌子上，成了他們房間裏唯一的擺設。有時，阿闊就想：阿妹真好。人說，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他倆就是投脾氣。人活著就得有個奔頭，沒個奔頭那還活什麼勁？這是阿闊傻人的傻哲學。
一天夜裏，天黑著，阿闊阿妹卻都睡不著覺。阿妹找了根柴火棍，點著又吹滅，讓阿闊和她望著那紅點說話。阿闊問：你怎麼連這也跟我一個樣？阿妹說：是大鳳告訴我的，你小時候就是這樣聽麼伯講故事。阿闊明白了：噢。阿妹問：麼伯都講些什麼故事？阿闊說：講江夏侯。阿妹問：一種猴子？阿闊說：是一個官，明太祖時候的官。阿妹問：是好官，壞官？阿闊說：沒說是好官，壞官。阿妹說：是麼伯傻還是你傻，都分不清好官、壞官？阿闊說：江夏侯會看風水。阿妹問：風水先生也能做官？阿闊回答不出來，就不回答，接著說：明太祖問他。明太祖是誰，知道嗎？是明朝的開國皇帝。皇帝問他，在福建有沒有帝王穴？穴就是風水。江夏侯回答他：有。明太祖就出聖旨，讓他把福建所有的帝王穴都用鐵尺劃斷，就是把所有的帝王風水都廢了。阿妹說：難怪福建沒有出過皇帝。麼伯講故事幹麼講這喪氣的，末省不出皇帝他光榮呀？阿闊笑笑。阿妹有氣，說：你還笑。阿闊說：麼伯神氣呢，麼伯說：咱不為中國出皇帝，可咱為外國生了好幾個總統。阿妹愣了，半天問：都誰？阿闊摸摸自己的頭殼說：我說不出來，可是的確是真的。我們這裏，好多人在海外，他們很會做生意很會掙錢，不像我們隻會土裏刨食。阿妹說：這還差不多。
世道要變真難，變也就一下子。
那個變出現在阿闊麵前，一個最明顯的標誌，那就是出門的人多了。先是從海外回來的人多了，穿著不一樣，一眼就看出來。一個女孩穿著飄舞的裙子走在村道上，就有一群人圍著看番婆。一開始，穿奇裝異服是外邊的，接著，不會說閩南話的是外地人。後來就亂了，穿著亂了，說的話也亂了。北京人也會說閩南話，閩南人也會說北京話。廣東話，上海話，全都摻在一起說。“文革”時，也有很多人亂哄哄出門，可那些出門造反的人都空著手。這回不一樣了，成批成批的人往這東南沿海擁，還都是城裏人，北京的，上海的。他們到這裏來買“國產洋貨”，各種服裝，還有一出來就很熱門的胸罩，大包小包的從這裏寄回去帶回去。這裏的人也變了，頭殼通竊的，也就往出跑，送貨上門，闖上海，闖北京；也不再偷偷地做大缸夜壺，居然公開地燒起瓷磚來了，一車車地往出送，可以說是車水馬龍。
人都像走馬燈似的，阿臭眼花了。
人山人海，像打仗似的，阿闊也“蠢蠢欲動”了。
鄉下人都有個早起的習慣，先下地幹會兒活，再回家吃早飯。阿臭兩點一條直線，直著去又直著回。阿闊也是直著去，卻繞著回來。他總要跑到村邊的小山上，他一到小山上就數村裏的煙囪。回到家裏，他就給阿臭說：咱村裏煙囪又多了三根。他哥沒好氣地說：你高興什麼？阿闊又說：我琢磨著，什麼時候咱哥倆合著，也豎一根煙囪。人家做得到，我想咱也行。阿闊知道他哥手上捏一點錢，就是老鱉，老是縮著。阿闊聽人說，錢像鳥似的，不能擱在手心裏攥死，要把手鬆開，它就會跳會飛，是活的。可阿臭還是那樣，話是慢吞吞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也不是人人都能掙到錢的，凡事得多想想，自己有沒有那掙錢的命。是有人掙到錢了，可也有人破產了呀。我數過，咱左鄰右舍，十數家掙到錢了，十數家破產了，我居中。我不貪，可也不虧。哥倆老是話不投機。不過，哥倆並沒有吵翻，阿闊總是笑笑，把要說的話全都吞回去，隻當沒說。阿臭認定，是阿闊接受了他的教誨。
你想，土裏刨食，還要養家糊口，能攢幾個錢？這就是阿臭和阿闊合蓋石頭房子的原因啦。可阿闊和阿臭合蓋房子後，才發現他們哥倆越來越住不到一起了。到夜裏就尤其格格不入，半邊房子是亮的，半邊房子是黑的。阿臭讓一家人趁天還沒有黑趕快吃飯，等天真黑下來就不用再點燈吃飯了。阿闊呢？總是有人來串門，點燈熬油。阿臭很是看不慣，說：也就是畫虎卵，一點正經的也沒有。阿臭還給大鳳說：阿闊和阿妹，連做那種事也開著燈。阿闊的女兒唱歌得獎，阿闊就把獎狀貼在大廳裏，兒子畫畫，他也把它貼在大廳裏。阿臭不服氣，說：阿闊你那是歹竹出好筍。可一回，發現他兒子畫的一幅畫是一群孩子仰著頭看著天安門，另一幅畫是一個小孩站在國旗下。阿臭又說：種什麼種就下什麼樣的崽。
阿闊那半邊屋子亮著幹什麼樣？不再講古，換了題啦。講出門，講新鮮事。那是圓頭從外邊聽來的，有一個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跟他們，跟阿闊、圓頭一樣樣的人。沒錢娶老婆，光棍好苦，他到鄰縣去當小工。阿闊、圓頭也都當過小工，他們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出門，就是在鄰縣當小工，就住在外邊，休息日才回家。他掙了點錢，有一輛自行車，當地人叫腳踏車。他就騎他那輛腳踏車回家。出門回家，回家出門。肚子裏沒油水，饞，弄條狗，裝在麻袋裏，用水淹死，自己動手，殺狗，用土缽燉著吃。阿闊、圓頭他們也幹過這種事。沒事時，也逛街，他跟人不一樣的就是，他就看到番薯秧，是到種番薯的季節了。鄰縣下了一場霜，咱這邊沒下霜。鄰縣一捆番薯苗5角錢，咱這邊一捆番薯苗才5分錢。他站著出神，我5分錢買一捆番薯苗賣5角錢，他樂出了聲。試試呀。他就從咱這邊買了一車番薯苗，載到鄰縣去賣。就這麼來回幾趟，他掙了2000多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他用這錢買布，各種花色，裁了30多塊，用它當聘禮，娶了老婆。
圓頭說：有些人眼裏，到處都是錢。阿闊傻樂，我也想有一雙這樣的眼睛。圓頭說：他跟咱們說起來也沒兩樣。不一樣的就是咱死守著家，人家出門呢。阿闊坐著出神，突然說：喝酒，咱倆今天得喝酒。阿妹陪孩子早就趟下了，可她沒睡，支著耳朵聽。她也聽出道道來了，爬起來說：我給你們打酒去。圓頭說：那多不好意思。阿妹說：我偷聽你們說話，也不能白聽。你們說這個我愛聽。
圓頭走後，已經是深夜，阿闊和阿妹，兩個人卻睡不著覺。圓頭講的故事在阿闊的心裏翻騰，腦子裏就出現那一捆一捆的番薯苗。阿妹也睡不著，她拍自己的腦袋。阿闊問：怎麼啦？阿妹說：我嫌自己笨唄，怎麼人家就看出這是錢，我就看不出這是錢呢？阿闊想半天說：對了，他有得比，我沒得比。我到東街，一捆番薯苗5分錢，我到西街，一捆番薯苗也是5分錢。出門人腦子就活，人家出門呢。阿妹說：你也出門啦，你也知道咱這裏的門隻有一寸厚，天安門卻有一掐厚，這怎麼就沒錢？阿闊一下給問住了，回答不出來。回答不出來就更睡不著覺，阿闊索性坐起來抽煙。阿妹還說：你要是想得出來，往後你哥就不會說你傻了。阿闊一拍大腿說：有了。阿妹也坐了起來。阿闊說：為什麼這陣北京上海都到咱這地方來買服裝，跟那番薯苗一樣樣，是咱這地方有，他們那地方沒有。阿妹說：北京、上海是大地方呢。阿闊說：咱這是海邊，離香港近，北京上海人說咱這是洋貨，他們希罕呢。阿妹說：想出來，睡覺。阿闊說：糊塗，想想，明白。可明白，想想，又糊塗。阿妹說：怎麼？阿闊說：不知道。
大頭龍成了瓷磚推銷員，他去闖蕩北京了。大頭龍從北京回來，成了村裏的人物，他在小鋪裏跟人喝酒講北京，阿闊也去了。阿闊很高興，他這回可真真找到證人了。他們猜拳喝酒，阿闊第一拳又輸了，他讓大頭龍喝酒。大頭龍說：都什麼時候了，你不懂得現在是輸拳喝酒。阿闊問大頭龍：有沒有去天安門，那釘著黃銅蘑菇釘的大紅門是不是足足有一掐厚？大頭龍先是一愣，而後哈哈大笑：我去北京是去做生意，天安門大紅門有多厚，我又哪有那工夫去量呀？阿闊想：掙錢當然重要，可，還有很多，比如，他比別人先知道天安門有一掐厚。他遺憾的是他想分給別人知道，偏偏別人不買他的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