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人早先把賊分為幾種，最大的是強gong，相當於強盜。gong是哪個字，不知道。大炮也叫大gong。強gong不是強炮。強gong手裏沒有炮，也就有幾把土槍。也有人把大便叫大gong，那是從米田共那裏拽出來的。罵強gong是屎？不敢。把石頭扔出去，也叫gong。攻進去也叫gong入去。那gong就是攻，這意思比較貼近。強gong這種賊搞的是強攻，要鑿壁穿牆，要破門入屋。入屋幹什麼？把牛牽走，把五穀扛走。這兩樣都是鄉裏人的命根子。當然，銀錢也是要的，但他們不一定找得著。鄉裏人的錢都是藏著的。一人藏，百人找，找起來，很吃力。鄉裏人門上都加木杠子，頂著門，防的是強gong。有錢人家那也有槍，牆上設了裏大外小的槍眼，那都是為了對付強gong。比強gong小的是猴賊。“嚴官出猴賊。”到處亂跑。再小就是鼠賊子。用老鼠比，說明不起眼，也就幹一些偷雞摸狗的事。這些都是從外邊來的。內部的叫家賊。“家賊難防。”
“女兒賊”不是賊。
“嫁出的女，潑出的水。”女兒潑出去就成水，水收回來還是女兒。女兒是娘母身上撣下的肉。女兒回娘家，要這要那，能不給？那是愛。拿到哪兒去？拿到夫家去，拿到婆家去。心裏就有點兒不好受，有點兒疼。又疼又愛就出“疼愛”這個詞。東西拿到別人家去了，於是想到這個字：賊。想就歸想，這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願挨。在“賊”我之間有一個緩衝的中介詞：女兒。那常常是又親切又體貼，還有多少溫馨的回憶。
高先，高是姓，先是稱呼。完整的叫法是高先生，閩南的習慣，把生字省去。對德高望重的人，也稱先，但主要的是稱教書先生。高先是個教書先生，鄉裏的教書先生，無兒，膝下三女。外人悄悄說，高先養了一窩賊。也就三兩年，人們看到，三個女兒把高先整治起來的殷殷實實的一個家給掏空了。
一個鄉下的教書匠，拿的是死工資，即使是閩南的教書匠，額外的資金多，那也是看得見的。高先用什麼法子整治出一個殷殷實實的家？用不著在這點上兜圈子。人無外財不富。高先靠的是“外財”。海外的親戚這些年來沒少資助他。妻，20世紀50年代就去了香港，雖是打工，女人隻會掙不會花，手頭也攢了點兒錢。
三個女兒。大女兒結婚早，那時節，家裏的日子過得比較緊，嫁妝自然很可憐。這節想想覺得對不住。高先拿出可觀的一筆錢，讓他們作本做生意。二女兒，費了不少周折，辦到香港。三女兒卻在鎮上戀了一個對象，說結婚就要結婚。三檔事，緊挨著。高先是怎樣的家底？這下實在是有點兒支不住了。最後一咬牙，賣店，把頭年買下的兩個店賣出去。在這樣的年頭賣店，高先的家事自然成了鄉裏人議論的話題。
頭幾年，閩南人怕娶媳婦。這兩年，更怕嫁女兒。早先說，女兒養了這麼大，得吃她一頓，指的是吃聘禮，吃盤擔。這兩年反過來了，時興把聘禮送回，還要加倍陪嫁。嫁妝越來越厲害，由電器到摩托，至於臥車、套房。真是好生了得，萬金家產也能掏空。還得大辦酒席，這也需要不少的一筆銀錢。高先既然舍得，那他也可以把兩間店給陪嫁出去。但別的開銷呢：顯然他已經囊中羞澀。用鄉裏人的話說，他的手頭很緊。自然，鄉裏人隻是就事論事，說來道去也隻能歸成三個字：女兒賊。他們沒讀過巴爾紮克，沒叫他高老頭。
高先也確實不是高老頭，他是高先生。更完整地說，他是一個有接近四十年教齡的鄉村教書匠。注意，教書匠，而且是鄉村的。鄉裏人隻知道高先教他們的孩子念書識字，都看不到他們把高先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們也會說，有狀元學生，沒狀元先生，都不明白沒成狀元的先生他到底成了什麼？他們有時對高先還不無羨慕，他們永遠看不到在這教書匠身上所顯示出來的生活的殘酷。同樣，女大十八變，再加上這幾年閩南發生的讓人措手不及的變化，高先也看不到他所寵愛的小女兒阿肥仔的心理曆程。這才構成這個連鄉裏人也稱為一奇的生活故事。
那些一直以為自己勤勞的鄉裏人，這幾年才發現自己骨子裏是懶惰的。他們從鄉鎮企業家的兩個黑眼圈裏看出了自己的懶惰。怎麼是骨子裏的？他們一直就羨慕高先，羨慕他不受風吹日曬，不用起早摸黑；羨慕他肩不用挑，手不用提；羨慕他不用彎腰播田，不用冒雨搶場；羨慕他細皮嫩肉，連手也白白淨淨，腳還可以穿鞋……總之羨慕他不用下地幹活。就是高先後來種妻女的自留地，甚至光腳，卷褲腳，還挑一擔糞水去給菜地施肥，那也不一樣。他是穿白襯衫挑糞水的唯一的一個人，而且在離搖蕩的金色的糞水不遠的胸口兜裏還別了一支金色的鋼筆。他卷褲腳也和鄉裏人不一樣，不像他們搓麻繩似的往上搓，讓它勒在大腿根上，而是斯斯文文地一折一折往上挽。甚至連他因平日裏穿鞋幹活，才赤腳走路時，怕砂粒硌腳，顯得小心翼翼，腳掌還稍稍縮著，也有人羨慕。更羨慕他往往在日頭變軟的時節，才幹淨利落地出現在綠油油的菜地上，軟生生的日頭又把他的臉映得粉嫩粉嫩的。總之，在鄉裏人的眼裏，高先跟他們是天差地別。別人在天上他們見不著。而高先是他們直接比著的一個人。他們仿佛也可以因他而得到一點什麼別的東西，但那段特殊的歲月，這裏指的是“文革”時教師也要挨鬥的那段時光，把這一點給模糊掉了。
高先當教書先生的鄉裏全都姓林。教書先生還有王先、李先、張先……他（她）們多是鎮上的。鎮街離這鄉裏七裏地。他（她）們天光時騎腳踏車來上班，放學時還騎腳踏車回鎮上去，除去給學生上課，就是中午，鄉裏人稱為日罩頭的時節，在鄉裏吃一頓飯。飯也多是從鎮上帶來的，隻用學校的蒸鍋熱一熱。散學後留在鄉裏的隻有高先。準確地說，還有幾位本鄉裏的先生，他們各自回自己的家。高先成了這個聚族而居的鄉裏唯一的外姓人。偏偏高先和鄉裏一個女子戀上了，娶她為妻，以鄉裏人極不習慣的方式住到妻的家裏，高先身不由已地織入林姓的各種親屬關係裏邊去。婚後，妻為他生一女，就辦到香港去了，那是20世紀50年代末。這麼算，夫妻分居三十多年。其實，妻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時間和高先生活在一起。那時的香港工作很不好找，到香港是靠在菲律賓的老丈人寄錢來維持。妻怕老爹支不住，就常常回來還在自己的鄉裏住著，住著也不能吃閑飯，就跟人家一塊兒下地幹活掙工分。高先是教書先生，吃商品糧，妻是香港的，吃番仔糧，合起來卻生了三個農民女兒。大女兒生於20世紀50年代末、二女兒生於20世紀60年代中、三女兒生於20世紀60年代末。高先出身農民家庭，自己作了一番掙紮不當農民了，誰知隔代遺傳，三個女兒又都成了農民。
自覺不自覺感到自己身上的悲劇因素的第一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高先自己。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的幾位上了大學而後分配在大城市工作的學生回家鄉探望父母並來看望自己小學時候的老師。高先在家裏設宴招待他們。席間，他不無感傷地說：“我這輩子教過二十幾屆畢業班，把一批批學生從農村送出去，自己卻落地生根，到香港去夫妻團圓辦不到，連想把戶口辦到鎮上都辦不成……”
高先一直住在鄉下。盡管當時的政治空氣是農民腳上有牛屎，他們的思想也比知識分子幹淨，高先不是抵製，而是不由自主的，他要妻女把家收拾得幹幹淨淨以區別於一般的鄉裏人。他不允許妻女在家裏養雞養鴨，像別的鄉裏人那樣，雞可以跳到桌上，鴨可以在大廳裏搖晃他們肥大的屁股，並放肆地當眾拉一堆五顏六色的屎。如妻女忍不住非養雞養鴨不可，則全都罩在外邊，不可進入大廳天井。於是他家大廳裏的磚地總是紅紅的，天井裏的石板地總是青青的，讓人不禁想起他從事的是聖人行當。
高先住的是妻家的房。老式房子，但略有變動，前邊加了兩層四間，二樓一邊兩間，房門對著房門，中間隔著天井。連接它們的還有一個平台，是過道，還可以晾曬東西。這又給高先提供了條件，書房設在樓上。鄉裏白日裏大門是不可上閂的，誰來了都可以推門而入。這一點高先改動不得，他深知人言可畏。高先讓妻女在樓下招呼左鄰右舍的人，而獨處高閣，讀書寫字。同事偶有冷眼，但也無可厚非。鄉裏人卻並不認為他出格，反更敬重，甚至說話也特意把嗓音壓低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