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帶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時光的流逝，中國的民眾不僅未將孔明淡化，反而對其越發神化，唐代以後，關於他的各種逸話流傳得更為廣泛。
《談叢》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唐時有盜，掘先祖之墳。盜數名齊入，見墳中有人。兩人於燈下對弈，十數名侍衛於側。盜驚懼而拜，其時，座中一人顧盜曰：‘汝等能飲否？’遂各贈飲美酒一杯，又拿出玉帶數條分頒。盜畏震而速出坑，相顧欲言，而唇皆漆閉不能開。再看手中玉帶，已盡變為駭人巨蛇。後問裏人，曰：此陵乃諸葛武侯所造之所也。”
既已談及書籍，便再來縱覽一下孔明的著作。相傳他著述的兵書、經書、遺表等文章為數甚多，但毋庸置疑，其中不少或是後人假冒其名編纂、杜撰而成的。
其中在日本廣為流傳的代表性著作，是被稱之為孔明派兵書的《諸葛亮兵法（五卷）》。該書雖與日本後期的楠木派軍學及甲州派兵學的著作一同列為重要軍事著作，但難以令人相信這是出自於孔明的手筆。
孔明因在軍中常操琴彈奏，後世傳有一本據稱是他撰寫的《琴經》，書中述及古琴的沿革，並載有七弦音譜。此書雖無法考證是否是其本人所撰，但孔明是一位興味頗廣的風流才子，這卻是事實。
《曆代名書譜》中有“諸葛武侯父子皆能畫”的文字，這與其他書籍中關於孔明擅長作畫的記載可以相互印證。可惜的是，其親筆畫作，一幅也未能保存下來。
事無巨細，一絲不苟，可說是孔明固有的性格。
相傳他巡視駐屯軍馬的營壘後，對水井、爐灶、障壁、下水道逐一詳加設計，使其整然規矩，井井有條。
對於官府、驛站、橋梁、道路等城市設施的管理，孔明首重衛生，兼顧市民便利與朝廷威嚴，就當時而言，這些設施堪稱甚為科學合理。
孔明平素恪守三項行事準則：謹慎、忠誠、儉樸。意即謹慎奉公、忠於王室、儉樸持身，他的一生可以說始終以此三條在潔身自律。
具有此種風範之人，往往也有一個短處，便是律己雖然謹嚴，但責人時也多有過於苛刻的傾向。這種過度追求完美的性格，毋寧說是孔明處事的白璧微瑕。
不妨看看日本的豐臣秀吉，此人眼光犀利，思維敏銳，有時儼然是位嚴酷剛烈、無懈可擊的英雄，但他性格上亦有無遮無攔的坦蕩一麵。若將其性格視作東西南北四扇門，其中一扇便往往會顯露出他凡人般的癡愚迂拙。他身邊的諸侯正是從那扇門乘虛而入，去向他示好邀寵的。
然而孔明性格上的一絲不苟，不僅體現在處理公務上，即使是在他的日常瑣事之中，這種特點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此便常使人生出難以親近之感來。他的府第門前時常鋪有幹淨的沙礫，使得當時的蜀人皆有所顧忌，總感到在沙礫上留下足跡，有冒昧造次之嫌。
總而言之，他生活的方方麵麵，亦猶如八門遁甲一般，嚴謹縝密，不留一絲常人可安然與其接近的縫隙。這或許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個短處，與魏國、吳國相比，蜀國之所以未出現多少人才，似也與他的這一短處大有關係。
在舉出孔明短處的同時，不妨循此再來探討一下，蜀軍遠征伐魏，屢戰屢勝，為何最終卻仍以失敗告終？自劉玄德興兵以來，蜀軍始終在“複興漢朝”的旗幟下征戰，我不能不懷疑這一口號是否妥當，不能不懷疑這一所謂的大義名分，是否足以讓中國的億萬民眾所接受，這或許是蜀軍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因為中國帝位與王室的傳承交替，雖則最理想的是依循王道來進行，但正如曆史所展現的那樣，這種改朝換代，一直是以霸道之間的更迭來得以實現的。
以漢朝為例，後漢光武帝奮起討伐篡奪前漢帝位的王莽，使天下重歸太平，“漢朝”的威德在那個時代尚深植於民心之中，但到了蜀帝、魏帝興起之後，後漢便已威信掃地，民心已完全背離漢室而去。
劉玄德開始號召複興漢朝的時期，時值漢末，他或許想仿效光武帝，然而就結局而言，民心一旦背離了漢室，便成覆水難收之勢，無論如何以大義名分呼喚征召，也已無濟於事了。
因此，劉玄德盡管深負人望，但苦戰惡鬥多年直至離世，依然無法獲得成功，究其原因，蓋因其雖然收得部分民心，但天下大多數民眾並不由衷歡迎漢室複興之故。
劉備死後，孔明將該大義名分作為先帝遺業繼承下來，人心不思歸漢的根源自然也殃及到了他的身上。不妨如是說，他的理想最終以失敗告終及蜀中人才不濟的根本原因，都是緣於不思歸漢的天下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