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合作製是把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社會主義範疇的主要方式。列寧說：“但是你們看，現在國家政權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剝削者的政權既已推翻，全部生產資料（除工人國家暫時有條件地自願租讓給剝削者的一部分生產資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現在我們有理由說，對我們來說，合作社的發展也就等於（隻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列寧：《論合作社》，《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頁。
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一種經濟政策，對蘇聯的恢複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新經濟政策是在生產資料公有製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形成的，是在國有經濟尚未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形成的。1928年，蘇聯停止新經濟政策，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斯大林推行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方針，並實行農業集體化，建立起合作社的高級形式的集體農莊。
新經濟政策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不同的是，改革開放是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實行的，是在國有經濟占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實行的。因此，改革開放是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實行的，而新經濟政策是在社會主義建成前形成的，是社會主義建立過程中的權宜之計。這是我們需要了解清楚的。
新經濟政策與中國改革開放形式有很多相同之處，但是基礎不同。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政策。斯大林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是正確的。這必須加以肯定。否定斯大林的工業化方針，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就是否定蘇聯崛起的偉大成就。
但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完成後，如果沒有實施改革，就會陷入僵化和衰落的危險境地。蘇聯的解體就是一個深刻的教訓。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的錯誤就是在於沒有實行正確的改革政策，他們至多是實行一些改良措施，但是沒有根本體製上的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走火入魔，連社會主義的基礎一起炸毀。
改革是一場革命，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改革，就是繼承和發展社會主義。實踐證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完全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