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舊每天讀那三份報紙，看文史資料，有時也聽聽音樂，和妻子在樓上小廳裏默默地跳跳舞。他總想把精神振作一下，卻如同給紮了眼的車胎打氣，老振奮不起來。收音機裏不斷地播放那幾個“革命樣板戲”，他雖然聽膩了，有時也任它唱著，用以表現這個家庭的“革命化”。樓下的大客廳裏，掛著一幅大大的毛主席接見他時與他握手的黑白相片，茶幾上放著精裝的《毛澤東選集》和好幾本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為主體內容的《人民畫報》。
李宗仁每天最關心信件，幾乎每到郵遞員快來的時候，他就有一種不安的情緒。今天有些什麼親朋好友來信？有些什麼新消息？盡管自那天胡友鬆出去看大字報發覺“梅花黨”的謠傳以後，他好長一段時間沒讓妻子出去看大字報了，反正是謠言胡謅，看不如不看，免了心頭不悅。不過話雖這麼說，心裏卻又總關心著文化大革命的進展和動態。人，既然是社會的一分子，就不可能離開社會環境而生存。
這天，李宗仁收到的信件最少，除幾份報紙外，隻孤零零的一封落款“本市內詳”的平信。信封是用牛皮紙自己做的，不甚規整。大凡收到這樣的信，李宗仁總是迫不及待地要先看，那些信封上字跡很熟悉的，他倒放在後麵慢慢去讀。
李宗仁拆信十分認真，從不隨手撕口，而是先在強光下照一照，把信紙抖過一端，然後才用剪刀將信封口剪開，取出信文來。
這封沒有具體落款的“內詳”信，除了一張油印的紅衛兵編的《造反》小報之外，其餘一無所有。這張《造反》小報，隻有一條消息：北京市市長彭真被綁架。小報詳細地描述了彭真市長深夜被綁架的全過程，寫得詳細具體，讀後令人十分吃驚。
李宗仁回國兩年多來，在中央和北京的領導人中，除了周總理之外，就是和彭真市長接觸多些。他覺得彭真為人坦誠大度，有魄力，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是共產黨的好官，怎麼突然間變成了對抗中央和毛主席的人了呢？
“什麼‘水潑不進，針插不入的獨立王國，’簡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宗仁讀罷那張油印的《造反》報，十分氣憤地對胡友鬆說：“我真不懂，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國家的高級命官，堂堂的首都市長，居然可以隨便遭人綁架！什麼人幹綁架的事？在美國，隻有那些歹徒、大盜。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難道有‘合法綁架’的事？”
“現在，社會上亂極了。”胡友鬆見丈夫氣得臉都紅了，蒼白無力而又不可不為地解釋道，“有語錄說，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
“什麼大亂大治的，總得有個法，一切得依法辦事才好，不然，連彭市長這樣的高官都沒有安全感了，還怎麼大治得起來呢！”
“紅衛兵可不講那麼多法。這不是《造反》報嗎？紅衛兵的信條，就是‘造反有理’！”
李宗仁沒有再說下去，他知道妻子雖然年輕，但許多問題與他是有同感的。他沉著臉跌坐在沙發上，隨後拿起一本《人民畫報》，見封麵上有神采奕奕的毛主席在向人們招手的照片，心說：毛主席呀，這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
李宗仁無心再看那幾本翻來覆去細讀過的畫報，順手把它放回原處，然後對妻子說：“若梅，你陪我到院子裏走走，好嗎？”
“好，我也正想去散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