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日子，對人確實是一種熬煎。胡友鬆竟然在這樣的氣氛中度過了整整三天。這三天，她幾乎沒有合眼，兩腿酸軟無力。心，像時時都受到轟擊和擠壓，然而，她變得比以往堅強了許多，沒有像前幾天那樣，想一口吞掉那麼多安眠藥。
1月29日，由於李宗仁的身體對抗生素已經產生了抗藥性，他的肺炎日趨嚴重，心髒的功能也已經十分衰竭，瘦弱的身體，已經不能動彈。醫生隻好用起膊器來幫助他的心跳，維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
胡友鬆一直守護在李宗仁床邊，時而用顫抖的聲音，呼喚著她的“德公”。她當然知道，人到了這樣的年紀，身體到了這樣的地步，再高明的醫生，再名貴的藥物，都沒有起死回生之術了。她隻是希望輸液管裏的液體還能再滴得下去，輸氧管裏的氧氣還能暢通，盡可能地讓他的德公能再睜開幾次眼睛，說幾句他似乎沒有說完的話。
太短暫了，1966年的7月到1969年的1月，不過兩年半時間，九百多個日日夜夜。她和她的德公，有多少話還沒來得及講，有多少事還沒來得及做啊！現在，甚至連重新回到北總布胡同去請友人吃一餐家常便飯，或是到前門全聚德嚐一頓北京烤鴨的可能性，都已經不存在了。
為了隨時準確掌握李宗仁的心跳情況，醫生用了帶熒光屏的監護器。胡友鬆時而看看熒光屏上李宗仁那微弱不整的心電圖，時而又輕撫著李宗仁幾乎失去了知覺的手。她發覺，平日他那熱乎乎的手，漸漸涼了下來。真是要去了嗎？一個活生生的人，真是要物化長逝了嗎？
十天以前，當李宗仁讓胡友鬆打電話把程思遠請來，幫他代筆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信時，胡友鬆似乎有些不理解：人，為什麼要想到死，為什麼要規劃自己的末日？僅僅是十天之隔，她對丈夫那時的舉動，已經完全理解了。事情已經不能等到今天才來辦，話也不能等到今天才來說的。
“德公！”胡友鬆發現熒光屏上李宗仁的心電圖已經漸漸微弱時，禁不住大叫了一聲。
是聲音的驚醒，還是心靈的感應，李宗仁緩緩地睜開了幾乎緊閉了一天的眼睛。
“德公，您，您那天告訴我說，郭德潔女士的遺骨將來交給郭德峰先生處理，是嗎？”胡友鬆突然想起那天程思遠先生走後，李宗仁專門向她交待後事時的情形。那天，他說了郭德潔和他本人的骨灰入土為安的事。
李宗仁合了合眼皮，示意他說過這話，他已經無力說話點頭了。
“還有，還有……您……您，將來也要回故鄉桂林………安……息……是……嗎？”胡友鬆舌頭打結，淚水縱橫。
李宗仁似乎竭盡了全力想應一聲或是點一點頭認可，但力不從心，他隻好依舊以眼皮示意。當他重又閉上眼睛時，幾滴濁淚從眼角滾了出來，慢慢地、慢慢地從那飽經風霜的臉上，流到了腮邊。
胡友鬆俯下身去，用臉揩掉了丈夫的最後一串淚珠。
熒光屏上的心電圖曲線越來越短，越來越平。輸液管和輸氧管，幾乎同時堵塞。
這是1969年1月30日淩晨。29日午夜的鍾聲剛剛響過。
李宗仁的神態很安詳，因為他畢竟是躺在祖國的土地上，成為了中國人民的一分子，而不再是美國新澤西州盎格魯林鎮上的“永久性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