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鬆悻悻然責怪景山西街小胡同的那位周高參——說什麼24歲以後要大富大貴，命運大好特好，不過就享受了一個多月稱心如意的蜜月生活，到北戴河過了一段貴夫人的日子。就算是當了兩年半李宗仁的妻子，可這兩年多來，社會是“史無前例”的亂，人際關係也是“史無前例”的複雜，一切都處在非正常狀態中。不說以李夫人之身份陪同丈夫到各地去參觀訪問，就連離開寓所大門到戶外走走都得提心吊膽，有時甚至門也不能出。這種情況，不僅胡友鬆本人無法預料，就連那位自稱“神機妙算”的周高參，也始料不及。在李宗仁去世後，胡友鬆開始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
她時而以索隱的心理，翻閱李宗仁的回憶錄；時而徘徊在李宗仁的那尊銅像前，低眉沉思：時蹇命乖，奈何天！
李宗仁逝世後，作為李宗仁遺孀的她，本來仍可住在北總布胡同的孫連仲公館裏，可大概她是李宗仁的第三任夫人（盡管是名正言順的），加上與李宗仁結婚還不到三年，“資曆太淺”，特別是在這樣洶湧澎湃的反對“封資修”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誰還能讓你這個三十來歲的“少奶奶”住在這黃金地段的寬屋大院裏？於是她隻好搬到東四南小街的一間平房，爾後又搬到複興門外國務院職工宿舍的一間小屋裏，重新過那種生煤火煮飯，提小籃買菜的市民生活。醫院的工作早已辭退，“好馬不吃回頭草”，再回去也不是滋味。德公的存款已經上繳，盡管上頭照顧，一年也隻給500元生活費。寫信到何柏林先生處，請他彙些錢來，胡友鬆又下不了那樣的決心，即便何先生真的寄了來，眼下情況，也未必能領到。現今都有風言風語，說她是“特嫌”，再要外麵寄來的錢，豈不正好成了“裏通外國，接受活動費”的證據！
胡友鬆甚至不敢向周圍的人暴露自己的身份，隻悄悄地，一個人過著孤獨寂寞的日子。她常常翻出自己在西總布胡同時學徐悲鴻畫的那幅《寂寞貓》，麵對畫幅上題寫的“寂寞與誰言，昏昏又一年”而傷感發呆。她有時甚至痛苦得想把那幅畫撕個粉碎！
照說，李宗仁逝世後，她重新回落到平民百姓當中，理應比李宗仁在世時更自在些，更隨便些，可不知怎的，她反而覺得不自在起來。李宗仁在世時的那種“貴夫人”身份，那種“殊榮”，如今不僅蕩然無存，反而成了一種包袱，一種負擔。有時走在大院裏或在街上，她深怕別人識出她這位“國民黨代總統夫人”來。她偶爾到朋友家去，總戴個大口罩，免得朋友受牽連。時常提心吊膽地度日。
隻要人還活著，提心吊膽的日子也總得過。胡友鬆就這樣不安地又過了兩年多。“鬥、批、改”還在搞，階級鬥爭的弦不能鬆，她隻得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時而電閃雷鳴，時而烏雲翻卷的天地裏。
日曆，已經翻到了1971年的4月。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她照例得到八寶山公墓去，去獻上一束親手從郊外采來的鮮花，在李宗仁的骨灰盒前，默哀良久潸然淚下。她覺得這樣哭一陣，這樣痛一番，當夜反而睡得好些。
提到李宗仁的骨灰盒，胡友鬆聊以自慰的，便是它的與眾不同。這是胡友鬆在尹冰彥先生的幫助下，費了很多口舌才辦成的。李宗仁遺體火化的當天，殯儀館照例隻裝進37元錢一隻的普通骨灰盒裏，這在當時算是一項規定，除特別偉大的人物外，死者一律平等，誰也別想搞特殊。李宗仁回國後，在報上的稱謂，不過是“知名人士”。在中國，在北京，知名人士何其多！所以，李宗仁也隻能是一般待遇。本來，物化了的骨灰，用什麼樣的盒子裝，對於死者，是無關緊要的。然而於死者的活著的親人，卻總想得到些安慰。於是胡友鬆想給李宗仁換個大骨灰盒，不管怎麼說，他活著的時候，也算得上是個“大寫的人”啊，但怎麼能說服得了殯儀館的工宣隊呢？
人，大概總是有感情的動物。工宣隊員也是凡人。當胡友鬆含著淚找到那位管骨灰盒的工宣隊員時，他詫異地問：“李宗仁先生嗎？剛從海外歸來不幾年啊！”
“是啊！去年還出席了周總理舉辦的國慶招待會呢！”胡友鬆道明原委，要讓將來從海外歸來的人看到李宗仁的骨灰盒，感到不一般，證實他回大陸後受到尊重和禮遇。那工宣隊員猶豫了一會兒，輕聲對胡友鬆說：“李宗仁先生畢竟回來了。我看過報上發表的他在天字門城樓上的照片，也看過新聞紀錄電影，人很樸素。他愛國，可以給他換個好些的，要120元，你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