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鬆坐了18個小時的火車加8個小時的汽車，來到一個她不僅沒聽說過就是做夢也夢不著的地方——湖北沙洋。這是漢水流域的一個小鎮，鎮附近有個農場。那時，農場變成了“五七幹校”。“五七幹校”是根據毛主席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五七指示”命名的。當時，全國各地都有這樣的幹校！北京的政協、統戰係統的人員，需要改造鍛煉的，多在這裏鍛煉改造。
像前幾年人家覺得農村太可怕，不肯到農村醫療隊去，而胡友鬆卻偏偏不怕到農村去一樣，短短幾天工夫適應了環境之後，她倒也不覺得是一種“勞改”。她采棉花、挖菜地、挖河塘、挑土方……盡管一天勞累下來，她那本就虛弱的身體，感到腰酸背疼筋骨散，但她卻沒有像受到養母虐待那樣去尋短見。
她記得她的德公在世時常跟她說的一句民諺：“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土平瓦蓋的房子沒有天花板，下雨天四處漏雨，晴天滿床是灰，這哪能跟北京西總部胡同和北總布胡同的地毯、花園、紅旗車相比？胡友鬆沒有去比較，她反而覺得這地方雖然遠離都市，但水很自然，山很樸質，土很厚道。除了工作、勞動時不得不集體行動外，她不願與人為伍。她喜歡勞動後的安寧和孤獨時的思考。
因為離開北京時去向不明，行色匆匆，更因為她屬於“改造對象”，不許帶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件，她當然無法將李宗仁那尊銅像帶來。家具和其他東西在她離開北京之後到哪兒去了，她全然不知，也無法打聽。因而，她常常惦念著那尊銅像，那件李宗仁臨終前叮囑她保存的遺物。一次，她夢見銅像不慎被摔壞，猛然嚇醒過來，竟一身冷汗，心中不住地念叨：“德公、德公，你可要原諒我喲！”
盡管如此，她還是帶來了德公的照片——德公單獨照的，他們結婚時在西總布胡同的寓所裏照的，蜜月裏在北戴河照的。回味，對於曾經幸福過的人是一種幸福的延續。胡友鬆經常沉浸在這樣的回憶裏。然而，回憶與現實相比，當然又是痛苦的，她痛苦得有時隻一個勁重重複複地輕唱一首歌——那首婦孺皆知的《太陽出來磨盤大》。很難想象，一個曾經要被選去當電影演員的人，一個業餘學習過朗誦的人，在丈夫死後，居然兩年多沉默寡言，極少說話。如今，她可以對著曠野唱歌了。“要唱要發音啊！”她想，不然，聲帶就要變硬了。
勞動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它能夠創造世界，還在於它確實能夠改造人。在北京時顯得文雅纖弱的胡友鬆，經過痛苦的磨煉，能夠連續挑兩個月的土方，並且大碗地吃飯了。
是命運的安排，還是事物的巧合，胡友鬆下農村的時間總待不長。1972年5月，她在農村勞動了整整一年之後，便被通知返回北京。
那天傍晚，收工回來，她已經困不可支。這天，她整整幹了10個小時的活兒，挖地、平土，活路很重。隨意在飯堂裏打了些飯，吃過後洗了把臉，她便倒在床上睡了。勞動真好，失眠症不治自愈。她睡得很熟，睡得很香。
突然，一陣緊急的叩門聲，把她從酣夢中驚醒。她睡眼惺忪地開了門，來人是幹校的最高長官——軍代表。“胡友鬆同誌，上麵有指示，你明天回北京。”軍代表一進門，便開誠布公。
“回北京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回去準會有安排的。你來這裏是革命需要，回去也是革命需要嘛！”
“我怎麼回呢？”
“這事你隻管放心好了。我們派人派車送你到武漢，回北京的火車票都已經派人買好了。”
胡友鬆確實有些莫名其妙：來時是一批人，走時卻隻有她一個。她為什麼獲得這個特別？不說她，就連那位在農場裏權威過人的軍代表，也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