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第二年醫院人事科郝幹事約我談話，她審視我的學生檔案，醫院領導決定推薦我去北京第二醫學院學習四年，帶工資。說老實話，可能在中專時用功過度，我那麼怕再苦讀書了，特別是生理解剖學、神經學、外語都要死記硬背。我實實在厭煩學習了。再加上我的毫無血緣關係的母女家庭給我帶來的災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因為我微薄的工資37元要養活養母。她因曆史問題，“五反”運動中被開除工職）。
由於以上原因我沒有接受對我的推薦。不過當時我向領導明確了自己的思想：我不會在醫院工作太久。我要自學，有機遇我要到圖書館工作，將來我要寫小說，要改行。
我在中專學校是小有名氣的。因此到了醫院工作又成了一枝花，社會交往十分廣泛。剛十八九歲就開始步入社交活動，周旋於上層人士中間。
我十分自尊、自愛、自重，因此從來不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家庭。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是獨生女，隻有母親。母女二人相依為命，然而都不知道母親卻是養母，又是那麼狠毒，虐待狂，死去活來地折磨我，讓我走投無路。
二十來歲，風華正茂的我給人的印象是舉止端莊、氣質典雅。不免招來一些青年大學生的傾慕。養母橫加幹涉，粗暴無理地漫罵，罵得年輕小夥子無可奈何離我而去。然後對我無理取鬧，使我身心受到摧殘。有幾次她勾搭一個惡棍，下毒手要毀我的麵容，而被我警覺地及時躲閃開了。一次又一次我免於一死，免於一殘，免於一傷。我就是在這種外人難以想象中度過了青春年華。
幾次街道居委會幹部和派出所人找我，問我還有沒有其他親友，我眼含淚搖著頭。當時有法院、派出所及街道居委會主任等人要用法律手段製裁這老太婆，以虐待傷害他人罪依法逮捕她，並讓我簽字。當時我完全出於道義，予以解圍了（她死於1968年“文革”中）。
從此在我腦子裏萌生了離“家”出走的念頭。我不會流離失所般的去尋找一個安身之處，因為我還有工作。不過我很自信，因為我具備著內在外在條件。
家境如此淒慘，工作中周圍對我更加寒涼。最初我的同學是團員，一起工作後到處散布我是國民黨大軍官的女兒，養母又是黑五類。我的頭上有一種無形的精神壓力。可想而知我當時的處境。我的周圍隻有一個剛畢業分配工作的醫大畢業生和我有點語言交往，也是因為這一小小人際關係造成我後來的婚姻遺憾和轉折。
我在積水潭醫院工作中，五官科一位青年主治醫生王之標和我一見鍾情，他是我理想中的男友。我們倆熱戀成了當時醫院的爆炸新聞。領導出麵加以幹涉，並在王大夫麵前申明，如果你與胡友鬆結婚，以後不給你提職提級。另外一批人又在我麵前對王大夫非議，讓我找個思想進步的人，否則會影響我前途。就這樣，本來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婚姻事，變成了醫院方一件不能容的事。無奈8個月的熱戀被無情的壓力衝垮了，我倆分了手。把我發配到農村醫療隊，竟違背政策把我的戶口遷到農村。直到1965年春天我才從農村回北京。
1966年，我隻有選擇另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