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的基本特征，是要求精煉而且具備一定內涵。或者說，要有意味。這種意味的產生，除了故事選擇的精當，在形式上，還往往需要有勾連全篇的連綴物，敘事過程中要出現逆轉效果，因一件事或一個情節，改變了故事中的事件發展方向或者說改變了作品主人公的一生，推動作品全篇向著讀者思維的反方向飛奔。從這種要求看，這篇作品顯然並不精煉，也缺乏意味。“刀”作為連綴物在標題中有所喻，但未貫穿始終。它在作品最後的出現並導致故事的陡轉，有一定功能性或者敘事中的動力作用，但並無足夠的象征性。當然，刀的出現以及此後情節的逆轉，還是使這個作品具備了短篇小說的特征，也成其為一個短篇。這是可取的一麵。
先說敘事。作品的開頭與結尾呼應，對讀者交代說明，這個故事取的是主人公劉振奮的自白體敘述，講述的是圍繞36元錢、圍繞劉振奮對哥哥劉健強的醋意、嫉恨而生的憤怒，憤而動刀引發的一場血案。這種開頭結尾呼應的有意為之，自然放大了作品的視野，拓展了作品的社會曆史邊界——比如說不負責任、玩弄女性、心術不正的哥哥劉健強，竟然在仕途上一帆風順等等——何嚐沒有作者的政治道德隱喻在裏麵？但自白體追述體的敘事，本來應該需要全篇的敘事視角進行配合，采取隱含作者和主人公劉振奮合一的第三人稱限製性敘事視角，即除了劉振奮取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其他人物，包括劉振奮的媽媽蔡翔、劉振奮的哥哥劉健強、洪小莉等，都應該也隻能取有限視角，也就是說這些人物的心理活動不能出現，而作品卻恰恰沒能做到限製，作品中的人物，除了劉振奮的爸爸，作者對他們個個都了如指掌，對他們的敘述個個都取全知全能。
再說意味。這個故事有何意味呢？故事寫的是三十多年前的愛情故事，是追述那個時代男女情感的片斷或曆史記憶碎片。這樣的故事並不鮮見，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的傷痕文學、知青文學中，也多有舊例。至於拔刀砍向情敵或假想的情敵，這樣的處理也比比皆是。未婚先孕為社會所不齒，為輿論所不容，這樣的描寫，也完全屬實。但這個故事敘述這樣的一些碎片，在當今時代，意義何在呢？
當然，隨著宏大曆史的解體，曆史真實已變得支離破碎甚至可疑的情況下，我們已無法要求文學作品呈現曆史的整體性和全能性，每個人都隻能寫出自己的個體性和個體對破碎的曆史的感受。但這曆史的碎片，並不能成為小說麵對存在性無所措手的借口。短篇小說尤其要寫出自己對生活異質性、獨特性的把握，以此實現作品的定位，實現短篇小說的深刻性，而不能僅僅滿足於一個故事的平麵展示。顯然，通過這個作品，我們無法看到其具有怎樣的異質性，無法看到有怎樣的獨特性和深刻性。
最後說說破綻。作者貝貝可能不是上海作家或江南一帶的作家，在一些基本生活場景描寫上，就出現了一點失真。比如作品對劉家吃飯的描寫，第一次寫道“張阿姨端著托盤出來，把一條紅燒河鯽魚、一盤雞蛋炒大蔥、一碟鹹菜炒肉絲、一大碗菠菜湯一一擺上桌麵”，上海人的家庭，即使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南下幹部之類，但隻要是雇傭了當地或周邊地區的傭人——比如劉家的張阿姨，家庭的飲食就不可能出現完全北方化的飲食。這個問題在第二章的開頭更明顯。作品寫張阿姨備好的早餐，竟然是“一大鍋稀飯，七個大餅，七根油條，一碟紅豆腐鹵，一碟榨菜”——完完全全的北京多少年來的傳統早餐！除非劉家確確實實是北京人，而且劉父明確要求一定要全家吃北京早餐這一口，才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安排。但怎麼可能呢？
當然，作品的不足之處，還有一些。例如，一個一萬多字的短篇，張阿姨這個傭人，怎麼在那麼多的場合出現？還說了那麼多話？作品對劉家所住弄堂的描寫，怎麼就那麼鋪排？足足三段文字。小東和小華兩個雙胞胎弟妹的三次出現，還嵌入了作品的敘事，又有何不得不如此的用途？劉振奮跟洪小莉在市府禮堂門口的見麵，兩個男青年的出現，也許可以渲染當時的社會背景，但如此渲染又有何價值？
[ 作者係深圳市作協駐會副主席，研究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