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人物與作者的關係，是小說倫理關係中具有核心意義的倫理關係，而如何處理這一關係，也是小說倫理學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盡管敘事人稱和敘事視點是二十世紀小說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但是，對於小說藝術來講，最難的技巧，其實並不是如何選擇“敘事視點”或者“講述者”，而是如何協調作者與人物、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如何控製作者與人物之間的各種距離，如何最終創造出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研究作者與人物的關係方麵，有三種影響很大的模式：一種是像布斯那樣肯定小說的修辭性質，肯定作者在小說倫理關係建構中的主導權，認為作者有責任通過對修辭技巧的巧妙使用，來控製對人物話語和行動的描寫，來控製讀者的認同意識和道德反應；一種是占統治地位的方法，即施坦納、別爾嘉耶夫、賴因哈德?勞特、舍斯托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學者和批評家在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上所選擇的模式——他們把作者與人物看做血脈相連、精神相通的共同體，通過對文本、技巧和人物的分析，根據“生活中倫理與事件的因素”，來研究作者的美學觀、人性觀和倫理觀，在他們看來，人物就是作者的人格鏡像，就是作者的思想承載者和折射體；一種是巴赫金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展開的以人物為中心的“對話理論”研究。如果說前兩種著眼於作者與人物的同一性，因而是關聯性的研究方式，那麼，後一種則著眼於作者與人物的差異性，因而屬於分離性的研究模式。
巴赫金的以人物為中心的小說倫理關係的確立，經曆了一個從辨證化到片麵化的過程。在早期的《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中，巴赫金就開始研究如何建構作者與人物關係的問題。雖然，巴赫金這一時期的作者與人物關係研究，具有抽象的形式主義的性質，更多的是一種思辨性的闡釋，而不是對具體作品的分析性的讀解，但是，他對作者在小說中所占據的地位，對作者“組織”自己與人物關係所發揮的作用，還是給予了充分的強調。
但是，到了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的時候，巴赫金卻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驗教條化和絕對化，表現出明顯的“去作者化”傾向。在這部影響甚巨的著作中，巴赫金更加係統、深入地論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基本特點——“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複調”。人物不再是“客體性人物”，“也不是作者聲音的傳聲筒”，而是“直抒己見的主體”。在他看來，“主人公自我意識的種種內容要真正地客觀化”，要“剪斷”主人公與他的作者的“臍帶”，否則，我們看到的“就不是一部作品”。巴赫金沒有看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小說家與人物至少有兩種“臍帶”：一種是外在的話語形式的臍帶，一種是內在的氣質性和倫理性的臍帶；前者是藝術和審美層麵的，後者是精神和倫理層麵上的；前者像麵孔一樣是屬於人物自己的，但是，就後者來看，作者一定會在描寫人物的話語的時候，通過多種多樣化的方式，將自己的包含著情感態度、價值立場和倫理精神的臍帶，緊緊地聯係在人物身上。
巴赫金常常是通過與托爾斯泰比較的方式，具體地說，通過貶低、否定托爾斯泰的方式，來肯定、讚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誠然，托爾斯泰在處理自己與人物的倫理關係的時候，的確喜歡采用一種作者主導下的“獨白型”的修辭策略，但它絕不是那種僵硬而粗糙的“獨白型”，而是具有藝術上的典範性和倫理上的親和性的一種模式，因為，托爾斯泰知道如何保護人物的話語權，如何讓人物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托爾斯泰的“積極介入”的小說技巧，他在塑造人物時所取得的明晰、簡潔、有力的效果，即使不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動退出”的技巧更好，至少也一樣好，一樣令人讚歎。他創造了多少有著鮮明性格、逼真形象的人物形象啊！他筆下的那些主要的人物形象，幾乎個個都是充滿生氣的活人，給人的感覺是，隻要他們自己願意，安娜?卡列尼娜、娜塔莎、列文、安德烈公爵、彼埃爾們，簡直可以隨時從書頁裏走出來，與讀者麵對麵地交談。
雖然，我們沒有必要反過來，以托爾斯泰為尺度來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從人物形象的清晰度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確沒有托爾斯泰筆下人物的大理石一樣富有質感的麵孔和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點集中在人物的尖銳的心靈衝突和精神痛苦上。他筆下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都是“思想家”，幾乎全都會思考，全都善於滔滔不絕地談論大問題。那些靈魂高尚的人物，幾乎全都既痛苦又仁慈，全都有著孩子一樣的心性。但是，他們也都很相似，很極端，很病態，很虛弱，都給人一種異乎尋常的印象，就像創造他們的作者那樣。這無疑是一種比托爾斯泰的寫作更敏感、更主觀、更依賴“臍帶”的寫作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曾說過：“小說家的藝術性，就是通過小說人物和形象鮮明地表現自己思想的能力，要讓讀者完全像作者寫作品時那樣理解這個主題。”他曾根據這樣的理念，分析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認為列文這個“虛構的人物身上”，“部分地描述了作者本人對我們俄國當代現實生活的觀點，這對每一個讀過這部卓越作品的人來說，都是明白無誤的。因此在評論這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列文時，我們評論的將是當代俄國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對當前俄國現實生活的觀點”。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借助“人物和形象”來“表現自己的思想”，體現出來的，正是將“作者與人物”密切地關聯起來的小說倫理，也是一種別樣形式的“獨白型”敘事。所以，正像托多洛夫指出的那樣：“巴赫金把作者與人物平等這種觀點強加給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不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願相悖，而且，說句實話，這種平等在原則上就無法成立”；“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是他作品中許多聲音的一種，而是作品中唯一權威的創造者，與作品中的所有人物根本不同。因為這些人物隻能代表一種聲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些眾多聲音的唯一的創造者。”托多洛夫的批評是合乎實際情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說中不僅並不沉默，而且還負責任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自始至終都按照自己的創作構想控製著人物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