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的確有助於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審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但是，巴赫金不僅在某些重要的方麵誤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例如，把他當做一個超然的、不介入、不下結論和判斷的作家，而且，把一種特殊的技巧變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絕對原則，把一個作家的個人風格當做高於其他作者風格的唯一完美的“典範”。韋勒克也尖銳地批評了巴赫金理論的“謬誤之處”在於“否認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露了作者的聲音和個人的觀點”，認為他因為“不講分寸地誇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趨於戲劇的傾向”，所以最終將陀思妥耶夫斯基顯得“毫無鋒芒”，“使他變成一個相對主義者”。
由於過多地依賴了自己的“臆斷”，所以，在具體的比較分析過程中，巴赫金就用自己概括出來的絕對原則，尖銳地否定了像果戈理、巴爾紮克和托爾斯泰等第一流大師的敘事風格和寫作技巧。他完全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文學領域，風格的多樣化乃是一種天然的文學生態，而最高的文學成就之間並不互相拆解、互相取消，而是在比較中相互照亮和相互肯定。薩特看到了他的理論的局限，所以，批評他的理論作為符號學範疇的“新形式主義”，並沒有為“舊形式主義”增加什麼內容，——這固然有欠公允，但是，巴赫金的理論的確存在“形式主義”的問題，存在貶低作者地位和作用的“去作者化”傾向。
其實，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未必肯接受任何形式的“去作者化”觀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作者就是作者，就是一個通過小說來說話的人：“我們認為，光是忠實地再現人物全部的原有特征還是不夠的；必須以自己藝術家的觀察透徹地闡明人物。真正的藝術家絕不能與他筆下的人物處於平等地位，滿足於人物的實在的真實這一點：這樣造成的印象不會有真實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在自己的小說裏，他積極地顯示自己的存在，表達自己的思想，從來就是一個主宰者——在“雜語”的眾聲喧嘩的聲浪中，他的聲音高亢有力，是籠罩著、壓過了其他所有聲音的主導性的“思想基調”。
[ 作者係文學批評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