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遺忘，旨意在創造
——梁平《汶川故事》閱讀印象
薛梅
從“人的文學”的確立，再到“愛，是不能忘記的”，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中，都具有標誌性轉折意義：作家與詩人自覺以“人性”作為審美構思的重心。“不能”二字，既強調了人性開掘中的意識形態，又達成了人道主義理性向度上的訴求。也許，梁平的詩報告《汶川故事》要告訴我們的，就是一位詩人自覺立場上，不能忘記的人性之愛與理性之思。
一、災難與記憶：
不能被遺忘，正顯示了詩人梁平的一種野心。他想用詩歌的形式記錄時間，感受到時間長度所產生的重量，並為曆史留存記憶，為時代作證。
三年，我們看著時間經過，時間也穿越了我們。一方麵時間以連綿的流逝給予我們遺忘，既然逝者不能複生，那就遺忘災難，以此來減緩悲痛所挾裹的心靈傷害，讓生者贏得更多活下去的理由。另一方麵，時間的災難瞬間所呈現的停止或打斷，是改變方向的緊要點，它使時間的桌布滑過去，又打開另一張桌布，生者在災難的廢墟上重建著一切，煥然一新。可見，時間流逝所表現出的顏色的削減和改變，都是無可回避的。
然而，人類的記憶具有擺渡作用，它能賦予現今的存在以意義，也能複製和定格過往。因之，任何生命的消失以及災難的發生，便因記憶而具有了價值。或者說，當我們不能改變時間的流逝，我們能夠做到的，唯有用記憶的良知來老老實實複製時間，用良知的記憶來真真切切使時間定格。讓逝者永生，讓生者永愛。如果說，遺忘，是活著的本能，那麼，記憶，則是活下去的自覺。
這或者正是詩人梁平在詩歌創作中的自覺。梁平在為我們奉獻了“時代良知”的《三十年河東》、“城市良知”的《重慶書》、“地震良知”的《默哀：為汶川地震罹難的生命》之後，在紀念“5·12”汶川大地震三周年來臨之際，又傾情為我們奉獻上了這部力作，“汶川地震詩報告”《汶川故事》，顯然具有了一種客觀麵對災難的品性與力量。
兩千多行的《汶川故事》，在宏大的敘事結構中澆鑄著詩人血脈的跳動和奔湧，氣勢磅礴，悲歌慷慨中又煥發著人性的光芒、時代的養素。當“序曲”在岷的地理時空流轉中，打開了一幅和諧、創造和美麗的四川畫卷，生命的意義便已在無形中得以確立，曆史正與時間相適應。然而，自然的破壞力量，就像突如其來的致命匕首，不留情麵也不留餘地，用時間的刻痕，蘊蓄且昭示人類潛在的隱患和不屈的抗爭，“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災難的瞬間刻度，讓記憶從此糾結、纏繞、喚醒，詩人誠實的抒寫了其時，以及其後，中國的悲痛、悲憫、悲壯：“夢斷五月”不堪回首又不能遺忘的汶川，“在十三億中國人心裏，/鋪開撕人心肺的長篇悼詞”；“夢醒四川”廢墟上的死亡陰影，在汶川人頑強的意誌和生命大愛中，收獲了“大地上的生機，精神與靈魂的涅槃”；“夢想成真”是災後重建的奉獻者的歌謠，“人類災難史上，救援。賑災。重建，/一部複雜而浩瀚的中國書，/每個章節酣暢淋漓，都是華章”；“尾聲，或夢的飛翔”中，我們又看到了曆史與時間相適應，“十三億炎黃子孫的精神認同，/已經植入民族的肌體，生生不息”，“把蜀道天塹變成康莊大道”的中國的四川，“在祖國腹地大西南的方向，/——江山如此多嬌。”
時間是承重的，災難的存在便在它自己的擺渡之中，我們死去，我們又活過。《汶川故事》如是傾訴，“一萬年以後，/這裏生長的堅忍與頑強，/成為一種精神，成為時間的重量”。無疑，梁平的詩歌記憶，為我們帶來抵製時間和遺忘的，正是心靈深處的慰藉和安妥。
不能被遺忘，同時又顯示了梁平詩人的一種擔當。他自覺詩人與社會的“瓜葛”，呈現出一位優秀詩人對中國文學傳統中“詩史意識”的回歸。
“詩史”的概念，最早見於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主要用來指杜甫詩歌中所體現出來的當時社會麵貌、人民疾苦，以及悲天憫人的憂國憂民情懷，是對杜甫詩歌社會價值的高度評價。此後，“詩史”情結便成為曆代詩人關注、記載或反映一個時期重大社會、曆史事件的自覺意識。“以詩補史”、“以詩正史”、“以心為史”的“詩史意識”，不僅成為詩歌批評的一個範疇，更是一種文學精神。
作為中國當代一名出色的詩人，梁平始終固守著作家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他認為，“主旋律題材”或者“政治抒情詩”的抒寫，“絕對是介入中國社會或者見證中國變化的一種方式。優秀的詩人一定要和社會有‘瓜葛’，即是要具備理解、分析、把握這個社會的能力”。這便是他靈魂中的“詩史”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