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輕農民聽了大為驚愕。他遲疑地問道：“造反？你一個人敢造朝廷、官府的反？”
林圭坐到他身旁去，把手撫在他的肩上，笑道：“不是我一個人，我們有十幾萬，幾十萬人，湖北、湖南，到處都有。朝廷無道，官府欺人，為什麼不能造反呢？洪楊太平軍不是反了南方七八省嗎？”
年輕農民仍然迷惘不解。
但是林圭的親切態度卻終於使他的臉上露出了第一絲笑容。
林圭剝開了巧克力糖的包裝紙，把糖送到年輕農民麵前。年輕農民笑了，接受了他的小小饋贈，同時也開始向他敞開了心扉。
原來這年輕農民，名叫唐牛兒，家住武昌郊區九女墩。去年因父親病故，母親臥床不起，欠交東家幾鬥租穀，今年麥收時，東家就派人來鄉催還欠租，要把他們一家糊口度命的一點小麥全部拿走。牛兒母子苦苦哀求，來人總是不肯。牛兒性起，與那催租的家丁爭吵起來，兩下爭鬥，竟失手打傷了那家丁的幾根手指。於是被東家勾通官府，以抗租傷人的罪名，把他抓到這兒來了。轉眼已經坐了半年的牢，還未釋放。現在聽說母親已經投塘自殺，幾間破茅屋和一點家具也都已被東家折賣，抵押給東家，作為給那名家丁的醫藥費。家破人亡，沉冤無處伸訴，所以他性情越來越暴躁，對什麼人都感到懷疑和痛恨。
和唐牛兒建立起感情後，林圭就開始考慮後事了。他知道自己死期已到，但他仍然決心依靠唐牛兒，把自己的想法傳送出去，交給外麵的同誌讓他們繼續組織行動，決不能讓民主運動從此夭折。
他早已作好了準備。早在李生致與官兵們搏鬥時，他便悄悄地找了兩支鉛筆，一卷白紙，幾根鵝翎管，暗暗藏在襪筒中，帶進了監牢。
他就用這些紙筆，寫了幾封密信。
一封給上海的蔡鍔、羅英等人，告訴他們，這次起義失敗，主要原因是海外款項未能按時彙到，幾次延期，走漏了風聲，挫傷了士氣，因而給敵人提供了可乘之機。這件事康有為是有責任的。如果查明康有為確是擁資自肥，出賣了起義，他們就應該與康有為絕交，堅決同孫文等革命黨人站到一起去，重整旗鼓，再謀大舉。
另一封信，寫給湖北武備學堂的學生孫武、鈕永建等。這些青年都是他和唐才常有心物色、暗中布置下來的後備力量。他們年紀輕，入自立會不久，身份尚未暴露，這次可能不會遭到毒手。林圭在密信中要他們立即停止活動，注意隱蔽，暗中聯絡同誌，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不要妄動。他認為，這次自立軍起義雖已失敗，但是，數十萬自立軍成員是殺不盡、斬不絕，也不可能完全打散的。他們散布在武漢和湖北各地，遍布長江兩岸，就如星星火種，播進荒原，總有一天還會重新燃燒起來。他表示堅信，下次如果再爆發革命，武漢一定會成為首義之區。他希望孫武等努力爭取下一次革命更快地到來，吸取這次教訓，奪取勝利，建立民主共和國家。
最後，他又寫了一封短信，讓唐牛兒帶給他的堂弟、張之洞的侄女婿林錫臬，托他給唐牛兒找一份事做，讓這個無依無靠的青年農民也有一個安身立命之處。第二天清晨，當他被押赴刑場之前，他又把自己最值錢的一塊金鏈手表送給了唐牛兒，讓他出獄之後賣掉，作糊口之用。
黎明之前，天空陰沉沉的。陰森森的牢房，還籠罩在黑暗之中。一隊親兵，全副武裝地開到監獄門口來了。他們把槍栓拉得嘩嘩直響，儼然如臨大敵。執刑吏和劊子手們，也拿著明晃晃的大刀，站立在監獄門口守候。典獄官拖長嗓音唱名，那聲音在幽暗的牢房中轟響著，聽了使人感到毛骨悚然，特別淒涼。
鑰匙丁當地響著，一間間牢房的鐵門被打開了。死囚犯被叫了出來，捆住雙臂，插上紙標，有的在哀嚎，有的在飲泣，有的已經軟癱和昏厥過去。
林圭是最後一個被唱名的。
他從容地從木床上坐了起來，整了整衣襟，不等獄卒進來，便自動向牢房門口走去。
他才二十六歲，恰是青春鼎盛、人生最美好的年華。他發育得很好，加上又有一種長期學習、博覽群書陶冶成的內在美質，所以更加出落得英俊秀美，神采飛揚、風流瀟灑，顧盼生姿。也許是由於他在死亡麵前，已經獲得了最大的超脫吧，此刻，他看上去竟比平常任何時候都更顯得鎮定、瀟灑、高大而又俊逸了，以致獄卒們在給他上綁、插標時，都感到有些躊躇了，而他自己卻反倒泰然自若，神色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