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獄吏傳呼時起，唐牛兒就醒來了。他默默地注視著一切。當林圭給他金表，叮囑一些事情時，他的心情還很平靜，好像他並不知道林圭是馬上就要被綁赴法場去似的。牢房外，獄吏唱到林圭的名字時，他的心中才微微震動了一下。他坐起身來，想起林圭這一天一夜的所作所為，心裏實在難舍，但他捧著那塊從來沒有見過的新奇的懷表，又不知道此時此刻，應該對林圭講些什麼話才好。
當林圭從容地向牢房門口走去時，他的心開始揪緊了，好像也在跟著林圭的身影向牢房門口走去。
直到林圭被綁上雙手，插上紙標時，這個純樸的年輕農民胸中，被層層堅冰封凍著的感情，才突然爆發出來了。他大吼一聲，丟下那塊懷表，猛烈地向林圭撲過去，摔倒了兩個獄卒，抱住林圭痛哭起來。兩個兵弁過來拖開他時，他咬傷了一個兵弁的手臂。差不多搏鬥了十多分鍾，他才被眾多兵弁拉開了，重新鎖進了牢房。林圭含著眼淚，回過頭來，最後向他望了一眼，微笑地向他點了點頭，便被眾兵弁獄卒押解走了。牢房中又隻剩下唐牛兒一個人了。他感到寂寞和痛苦。他雖然沒有讀過書，又從小在鄉下勞作，見聞是很有限的。但是，他仍然分得清誰是好人，誰是惡人。林圭這個同他偶然邂逅、萍水相逢的怪人，雖然同他在一起隻生活了一晝夜的時光，但是林圭的一切言行笑貌，卻在這個年輕農民純樸的心靈上，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使他從此成了與過去不同的人。
過了幾天，唐牛兒就刑滿釋放了。他出獄後已經無家可歸，便依照林圭的囑咐，首先去找了林錫臬。林錫臬是林圭的兄弟。他們兄弟間的感情原是很好的。林錫臬又是張之洞的親侄婿，有一個顯赫的靠山。林圭被捕後，一來因案情重大，二來又處決得快，他還來不及營救，林圭就犧牲了。為此，他也常常感到痛惜和內疚。現在見了林圭的手書，托他照顧唐牛兒，他自然滿口應承，立即保薦唐牛兒到漢口一家茶葉公司去當了一名聽差，給他找到了一個糊口安身之處。
唐牛兒安定下來後，心中時時牢記著林圭囑托的大事，便找個空閑時間，到湖北武備學堂去，悄悄找到了孫武。自從唐才常、林圭被害、自立軍起義計劃失敗後，孫武等年輕人的心情都十分苦悶，徬徨不安，現在忽然見到了林圭生前的遺囑，就像黑夜中的迷路人，突然看到了燈光，高興極了。他們認真傳看了林圭的獄中手書，都重新鼓起了信心。他們一麵把林圭寫給蔡鍔等人的密信，設法秘密送往上海去交給蔡鍔；一麵按照林圭的布置，暗中進行活動。說來也巧，十年後，在轟轟烈烈、扭轉乾坤的辛亥革命中，果然如林圭所料，武漢三鎮成了首義之區；而孫武、鈕永建等也果然成了那次起義的主要骨幹力量。數千年的封建大廈，終於在那場烈火中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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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續遭到戊戌政變和自立軍起義失敗這兩次事件的沉重打擊後，中國的維新幻想已經破滅了。一切清醒的人都已看到，由於中國的腐舊勢力根深蒂固、頑梗已極，改良已不可能。除了徹底革命、完全摧垮它以外，中國已經再沒有別的出路了。然而，鬥爭是艱難的，道路是曲折的。在這長夜的盡頭，一些早日的愛國誌士們有的消沉了，有的轉向了，有的逃往外國，有的則轉向了民間……
自立國會的會長容閎逃到了香港，正在寂寞的寓公生活中捱過殘年。
自立國會的副會長嚴複在義和團大鬧京津時，丟掉他的全部藏書和譯稿，倉皇逃到了上海，在閘北長康裏賃了間小樓房住下，正在埋頭翻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名著《原富》。戊戌以後，他的熱情已經逐漸冷卻。他還隻有四十八歲，就已經自稱是“年鬢亦垂垂老矣！”把他最後的希望寄托在從事譯述的事業中。他在給他的友人張元濟的書信中說：“複今者勤苦譯書，羌無所為，不過憫同國之人於新理過於蒙昧，發願立誓，勉而為之。極知力微道遠，生事奪其時日，然使前數書得轉漢文，仆死不朽矣！”不過，他的這點信心也並不鞏固。過兩天他就又賦詩吐露真情：“四條廣路夾高樓，孤憤情懷總是秋……辛苦著書成底用，豎儒空白五分頭。”明顯地發起牢騷來了。
羅振玉則早已應張之洞的邀請，到湖北主持農學事業去了。他對唐才常等的行動一直是很不滿的。認為他們太激烈，“舉事之目的，蓋亦難言矣。至於結合多數無節製、無訓練、無規則、遊手好閑、野蠻自由之徒，與之謀作新中國之業，馴致劫財掠物，囂囂然惟以騷擾為事，則不能為君諱矣。”他仍然抱著農業救國的宗旨，而且越來越把他的興趣轉到了金石、考證之學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