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農村人口向城鎮逐步轉移的過程，也是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覆蓋更多的農村地區和人口的過程。城鎮化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如何積極探索城鎮化建設道路，加快實現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壯大區域經濟，促進國民經濟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和農村穩定問題，是當代經濟發展中必須予以解決的重要課題。
流動就業的農民工是城鎮化的主體。據統計，2007年全國有14個省的城鎮化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京津滬三大直轄市的城鎮化水平超過70%，廣東超過60%，江蘇、浙江和東北三省、內蒙古超過50%，福建、山東、重慶和海南超過45%。沿海各省城鎮化率的提高，主要來自農民工進城不斷增加（分子變大），浙江、北京、上海、天津和廣東，農民工對城鎮化的貢獻率分別為30.7、27.9、24.7、24.4、18.6個百分點。內地各省城鎮化率的提高，主要來自農民工離鄉不斷增加（分母變小），四川、河南、安徽和湖南農民工對城鎮化的貢獻率分別為9.5、10.6、13.3和16.6個百分點。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以流動就業為主要形式，並沒有完成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定居或者“落戶”遷徙。在我國統計為5.9億的城鎮人口中，還有1.6億是農業戶籍人口，占到了城鎮人口的27%。如在勞動力流入大省浙江，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農業戶籍人口已經超過了非農戶籍人口，達53.6%。農民工仍是以勞動力流動而非舉家遷移定居為主，全國80%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農民工都是流動就業，舉家遷徙的農村人口僅占20%左右，這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區別於其他國家的一個鮮明的特點。
中國城鎮化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大量的農村人口目前正在、未來一段時間也仍將源源不斷地向城市集中。在加快進行城鎮化的過程中，把保持農民工黨員的先進性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抓實抓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保持農民工黨員先進性，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任務。目前，我國農民工數量已經超過１億人。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的加快，農民黨員也大量走出農村、走進城市，成為黨員隊伍中的一個特殊群體。農民工黨員的政治身份與經濟身份相分離，他們雖然在城市務工，但要回到原籍才能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等民主權利；務工地點具有流動性，今年在北京，明年在上海，許多人長期遊離於黨組織之外。因此，對這部分黨員的管理存在很大難度，出現了基層黨組織開展活動難、農民工黨員教育管理難、在農民工群體中發展黨員難、農民工黨員作用發揮難的“四難”現象，並且導致了農村黨員後備力量不足、基層黨員隊伍年齡偏大、黨員先進性難以體現等問題。加強和改進農民工群體的黨建工作，保持農民工黨員的先進性，對於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有著現實而深遠的政治意義。
第二，保持農民工黨員先進性，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必然要求。近年來，我國農民工隊伍發展迅猛，其數量已經超過了城市產業工人。通過在農民工黨員中開展先進性教育活動，保持農民工黨員的先進性，可以有效地促進農民工黨員更好地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把更多的農民工吸引和團結在黨組織周圍，鞏固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同時，保持農民工黨員先進性，也有利於鞏固工農聯盟。農民工具有亦工亦農的雙重身份，是新形勢下鞏固工農聯盟的橋梁和紐帶。解決了農民工問題，就解決了農民變市民、農民變工人的問題，不僅可以最大程度地鞏固工農聯盟，而且能夠促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第三，保持農民工黨員先進性，是統籌城鄉發展、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現實需要。全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很重要的一個方麵是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及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農民工一頭連著城市和發達地區，一頭連著農村和落後地區，不僅促進了城鄉之間勞動力資源和生產力布局的優化配置，而且促進了城市與農村生活習慣、價值觀念上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城鄉協調發展。還有很多農民工回鄉創業，有力地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因此，加強和改進農民工群體的黨建工作，保持農民工黨員的先進性，對於加快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有著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第四，保持農民工黨員先進性，是加速農民工向產業工人和市民轉化的有效途徑。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催生了農民工群體。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明確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論斷，解決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預見而中國特有的農民工群體的社會屬性這一重大課題。但也應該看到，農民工轉化為新型產業大軍，仍需要一個較長過程。雖然農民工具有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並長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耳濡目染城市文明，但還不能說他們已經實現了向城市工人階級的轉化。目前，農民工的整體文化素質、法律觀念、精神風貌與工人階級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農民工的維權意識還比較弱，發生勞務糾紛時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加強和改進農民工群體的黨建工作，強化農民工黨員的黨員意識，使之更加自覺地改造和提高自己，可以更好地帶動和影響身邊的農民工，進而帶動整個農民工隊伍素質的提高，加速農民工向產業工人和市民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