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精神病醫院看我的朋友。
在成為精神病醫院的患者之前，我的朋友是一名行刑法警。關於行刑法警，簡單地說，就是對已判決死刑罪犯執行死亡的那種警察，過去叫刀斧手，或者劊子手，現在不那麼叫了，叫行刑法警。
我和我的這位朋友是中學同學。我這個人由於家庭外遷來武漢定居，在少年成長期難以接受這座陌生的城市，性格內斂，不合群，而我這位朋友性格隨和，交際活躍，在中學時期一直很關照我。中學畢業後，他考進了政法大學，我考進了幼師，畢業後，他當了法警，我則去了一所小學當上了教師。他性格開朗，愛開玩笑。有一次他對我說，我們是一個生產流水線上的兩道工序，我負責生產半成品罪犯，他負責把成型罪犯中的一部分消滅掉，以保持社會的等效穩定。自從他說過那樣的話以後，我就產生了一種錯覺，老是覺得我的學生們，他們不是坐在教室裏，而是整整齊齊排列在一架巨大機器的傳送皮帶上，正在被我按照工藝流程製造成快樂的罪犯，總有一天，他們會被我的朋友挑選出來，送進行刑室裏，用皮帶仔細捆綁好，再往靜脈裏注射進一支毒針。
我這位朋友不是一開始就做行刑法警的。在此之前，他做過法院的書記員，還做過刑事庭的預審員。他是一個自持能力很強的人，遇事不驚不詫，很有大將風度。如果他在街上走著，從路邊高樓上的什麼地方掉下來一個啤酒瓶子，砸在他腳後幾步的馬路上，他不會縮著脖子跑開，而會回過頭去，弄清那個碎裂掉的酒瓶子是什麼牌子。他這種從容的素質，被認為十分適合做一名行刑法警，這樣，他就成了一名行刑法警。
他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原因不是因為強製性恐懼症或者抑製性分裂症，恰恰相反，是因為過度亢奮。他是一名篤誠的行刑法警，他熱愛職業殺人者這門工作。在每一次行刑之前，他會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衣裳熨得一個皺折也沒有，手套潔白無瑕，不沾酒，不吃肉類食品；而且，他會先睡上一個好覺，並且在工作之前，認認真真地在執行報告上用流利的簽名體簽上自己的名字。
他是在幹上行刑法警六年後，被送進了精神病院的。醫生說他患了阻抑性抑鬱症，一種突然中止或減慢慣性運動導致的精神遏製類疾病。通俗地說，也就是他無法得到足夠的行刑對象。他的興奮總是來得不如他希望中的那麼多，而且興奮過程短促，無一例外全是以突然中止的方式結束掉的。
關於這一點，中國的《勞動法》中沒有規定用工單位必須向雇員提供飽和的工作量，以滿足雇員高漲的勞動欲望和權利。我朋友的工作單位對此也十分無奈。他們不可能把行刑的工作全都交給我朋友一個人來做，或者把其他的行刑法警解雇掉，讓他們去禽類加工廠幹拔鴨毛的活兒。工作總量是否飽和到供需平衡倒在其次，一個以極大滿足全社會人員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為宗旨，同時麵臨數以千萬計失業率壓力的國家，總不會在工作分配問題上抑此揚彼，做不公平的事情，這一點可以肯定。
在生活中，我的朋友是一個基本沒有什麼毛病的人。他不抽煙，不玩MP3，不看晚報，不進色情場所，不斜著眼看迎麵走過來的女人，不在公共場所清理嗓子裏的痰，不使用便攜式電話，不衝孩子高聲叫嚷，不吃臭豆腐，不參加任何內容的TV有獎活動，不看好萊塢大片；他業餘時間學吹長笛，在社區有一份每周四小時的義工工作，在武漢大學旁聽社會倫理學講座，每年兩次利用公休假去外地旅遊，但時間決不選在黃金周，而且盡可能利用自行車一類的旅行工具。
誰也想不到，他這樣的人，會成為精神病患者。
按照朋友家裏給的地址，我找到了那家精神病醫院。我給朋友帶去了一網兜水蘿卜。據說水蘿卜裏含有一種名叫食性纖維的成分，它能讓人在痛哭流涕中安靜下來。我覺得我欠朋友的。在中學時期，他總是帶著一臉樂嗬嗬的微笑穿過吵吵鬧鬧的教室朝我走來，讓我心存感激。有時候我們一直在等待一個人，等待他朝我們走來。人的一生就是等待的一生，等待結束了，人的一生也就結束了。
老實說，再也找不到比精神病醫院更具有全息功能的地方了。在這裏，無論聲音、氣味、視覺還是別的其他感覺性質的東西，都提供著一種名叫“精神”的奇怪的現象，讓人產生一種錯覺，懷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外星球，或者進入一家氣氛深奧的哲學研究所。
那些病人，他們像一朵朵美麗的蘑菇，盛開在淡藍色穹廬頂的病員活動大廳裏。他們穿著白底藍條紋的病員服，一個個收拾得幹幹淨淨，都是極有教養的紳士，不出聲地坐在那裏，研究福彩22選5的包彩率，或者安靜地看歐錦賽意大利VS瑞典的現場直播。整個大廳一塵不染，地麵光潔得可以照見人影，任何一張寫過號碼的紙屑都被病人們撿了起來，仔細夾進他們正在閱讀的戴維?方坦納的《象征世界的語言》或者蓋瑞?史賓塞的《最佳辯護》中。倒是不時從大廳裏走過的穿著淡藍色短袖衫的醫務人員，他們像一些危險的禿頭流星，因為衝入地球大氣層時的劇烈燃燒，爆出一道道閃光，並且發出低微的火花的摩擦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