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這麼說，”我有些拿不準，“我們活著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
“你怎麼知道活著不是生命的副產品？”他明顯不願意讓我縮回去，“也許死亡才是生命的正常形式。”
“我承認，我想把自己殺掉。”在陽光的照耀之下，我突然有一種衝動，而且我很絕望，想要流淚。
“你已經把自己殺掉了。”他慈祥地看著我，“你也殺過別人。”他站了起來，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不說了，去喝點兒什麼吧，我請客。這裏的病友酒吧辦得不錯，榨小黃瓜汁和仙人掌汁非常可口。而且，”他朝我做了一個鬼臉，“酒吧裏的兩位姑娘很熱情，她們會給足你夠分量的東西。”
我們並沒有去病友酒吧喝酒。下午我還要代兩堂音樂課，教孩子們欣賞Lvory Coast的《海洋季節》和《航行中的風》。我不能讓孩子們失望，這是有悖教師職業道德的。他表示可以理解，送我走出精神病醫院的大門。我們就像一對兄弟，親密無間，互相捉著彼此的胳膊。他在大門口站住了，叮囑我，一定要善待大街上的乞丐，因為他們都是樹變的。我則把那一網兜水蘿卜交給他，請他轉交給我的朋友。
我在下一周又去了那家精神病醫院。不知為什麼，整整一周時間裏，我老是在心裏惦記著他。要惦記的還有那隻長著藍色和黃金翅膀的蜜蜂，以及我的患有遏製類亢奮症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他。我不是一個容易時過境遷的人。在整個中學時代，我不止一次在朋友笑眯眯穿過喧囂的教室朝我走來的時候熱淚盈眶過。我知道水蘿卜它有可能是我這一生中對生命的最後報答了。但是我怎麼知道我是誰呢？也許我從來沒有脫下過用上好的牛皮和銅鉚釘縫製的強製背心，探出頭去看過一眼身外的世界。我是一頭被上帝寵壞了的幾內亞豬。
我到醫院的時候，他正在聽析室裏接受身心動力學聽析師的輔導治療，醫務人員客氣地告訴我，通常情況下，一個治療單位大致需要兩至三個小時，在這段時間裏，我可以去參觀一下他們的病員康複成果展覽，也可以去接待室翻閱一下義工招募資料，像我這樣有經驗的教育工作者，非常歡迎加入他們的義工行列。
我去了接待室。我在那裏翻閱著印刷精美的義工招募資料。有一位麵目和藹的男性中年醫生走了進來，大約他把什麼東西落在那裏了。我們談了起來。他很熱心地向我介紹義工所需要進行的培訓情況，以及通常情況下的應變手段。我則提到了他，想從醫生那裏了解一些他的情況。
“這怎麼可能。”醫生聽我說我們聊了很長一段時間，吃了一驚，“他根本不說話。他進來七個月了，總是坐在那裏發愣，哪兒也不去，一句話也沒有說過。”看我一副不相信的樣子，他想了想，舉例說，“有一次他睡了三天，我們怕他睡死過去，隻能把他弄醒。可他怎麼也不醒，我們隻好抽他的臉，把他抽醒過來。他醒了以後看了看我們，一句話都沒有說，就去廁所撒尿了。”
“也許他不想對你們說，”我說，“對我，則另當別論了。”
關於這個我有足夠的證據。我們花高額的電話費和遠在異國的人有說不完的話，卻對身邊的人不理不睬；一個孩子從來沒有告訴過他的父母他恨他們，卻對一個隻認識了兩分鍾的流浪鼓手說出了他心裏最隱秘的死亡恐懼。這種事情經常發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說過，這絕對不可能。”醫生毋庸置疑地說，“不是他想或者不想和誰說話的問題，他根本就不可能說話。他根本就沒有說話的功能——他是一個啞巴。想一想，一個啞巴，他能說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