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哥讀過高中。因為成績一般——這個我們想到了——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這個我們更想到了——在一家街道童衣廠裏當上了一名工人。
3.王哥在街道童衣廠的收入始終不高。參加工作的時候，工資拿30多塊，三年後出徒，工資漲了，拿70多塊，以後一年一漲，等拿到200多塊的時候，工資就不漲了，一直停板在那裏。
4.王哥是晚婚。主要是家境不好，他個人的情況也不理想，這是主觀因素。武漢的女孩子個個屬向日葵，臉永遠向上仰著，挑剔得很，看不上王哥，這是客觀因素。直到33歲那一年，王哥才與一位被車撞死了丈夫的年輕寡婦成了家。妻子不是一個人上門的，還帶來了一個1歲不到的女兒。
“不費力氣就白撿了一個女兒，活蹦亂跳的。”王哥這樣對我們說，說過以後沒骨氣地咧了嘴笑。
“後來呢？”吳常問。
5.後來，王哥所在的街道童衣廠倒閉了，他失去了工作，除了踩絞邊機，又沒有別的什麼手藝，這樣，他就幹上了蹬三輪這一行，一直幹到我們把他當成打賭對象為止。
王哥有口臭，看來胃不大好；脖子上有搔痕，而且不斷用手摳著脖子；臉上的皮膚幹燥，明顯是營養不良。總之，我們和他待在一塊兒的時間越長，就越能發現他身上的缺點。
“你不覺得我們可以替他寫一份自傳了？”吳常借著點煙的機會小聲對我說：“三頁紙，但肯定包羅詳盡，絕對不會遺漏掉什麼。”
“什麼意思？”
“事情結束了呀。”
“你急什麼，吃飯還早。”
“吃什麼飯？事情明擺著，你已經輸了。”吳常不要臉地說，“我回去寫策劃案，明天就讓你那鞋匠朋友把支票劃過來。”
我不想這麼快就承認自己賭輸了。我並不反對讓人們看看自己有多麼糟糕，更不反對在自己的賬戶中增加一筆數目不菲的傭金，我隻是不相信一個人會比一隻鳥兒簡單。我有一張鳥兒的照片，那是一隻紅腰畫眉。我把它放在我的辦公桌上，沒事兒的時候就看看它。我看這幅照片有整整十年時間了。有一次我為所裏起草一個申請地方劇種課題研究經費的報告，我在報告上稀裏糊塗地寫道：“研究經費的增加與否直接影響到紅腰畫眉在文化生態考察指標中傳統劇目的研究深度……”我花了十年時間都沒能看出一隻鳥兒來，我越看越糊塗，我就不相信人比鳥兒單純。
我正和吳常小聲鬥嘴的時候，新的一班輪渡靠岸了。這一回情況有點兒不同。有一個乘客，是個中年婦女，從碼頭出來，不管別的三輪車夫怎麼招攬她，她都不理，一屁股坐上了王哥的三輪車。王哥問中年婦女去哪兒。中年婦女說去既濟水廠。王哥為難地扭過臉來看我們，意思是問我們怎麼辦。而且他目光中的意思，不光是問問就罷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同意，他就拉了客人走；如果我們不同意，他就隻好忍痛對客人說對不起，他就原地稍息，陪我們，看我們往下繼續怎麼辦。
還能怎麼辦？我們的調查是白調查，一分錢不付，人家要做生意，總不能連生意也攔著不讓人家做吧？我就說，王哥你做你的生意，我們在這兒等著你回來。王哥感激不盡地上了車，回頭對我們說：“我快去快回，回來還調查你們。”說罷用力一蹬車踏，車走了。
“他把事情弄錯了。”我笑，咧著嘴說，“不是他調查我們，是我們調查他。”
“屁。”吳常不屑地皺著眉頭說，“我敢保證，從頭到尾他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要說粗話好不好？”我不滿地批評吳常，“好歹你是副高級別的知識分子。人民評上你不簡單。”
“粗話管什麼用？副高不是粗話是什麼？”吳常瞪著我說，“你以為城市是什麼？城市就是一大堆蟣子藏身的地方，合適了你就長成跳蚤，你長成大象也不是沒有可能；不合適了你就還當你的蟣子，你連灰塵都當不上也不是沒有可能。事情就是這麼回事兒。”
我最討厭吳常用這種口氣和我說話。在這種情況下我要不打擊他我渾身不舒服。
“‘天普洛欣’是什麼？”我問吳常，“‘烏石塔丁’呢？”
“考我？”吳常不屑地說，“考我你算找到對象了——藥唄，這還不簡單？”
“尿做的，等於是尿。”我得意地說，“你把它看成汙水或者肥料也不是不可以。”
吳常冷笑。我也冷笑。
“你笑什麼？”吳常問我。
“你不如紅腰畫眉。”我說。
“那好。”吳常不服氣地說，“我們玩一種遊戲。我們看看誰不如狗操的鳥兒。”
我們就玩一種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