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穿著呢軍裝、留著一小撮小胡子的中年戰士對著火光檢查了槍筒之後，用低沉的聲音說道：
“保爾·柯察金，把你讀的東西也給我們講講吧！”
保爾摸摸那綹燒焦的頭發，微笑著說：
“這真是一本好書，我一拿起來就放不下。”
保爾身旁坐著一個翹鼻子的青年，正在專心地修理彈藥盒上的皮帶。他一邊用牙咬一根粗線，一邊好奇地問：“那本書是誰寫的？”
保爾把馬鞍推近篝火，坐了下來，把放在膝蓋上的書打開了。
“同誌們，這本書叫《牛虻》，我從營政委那兒借來的。它讓我很受感動。要是大夥想聽，我就念一段。”
當團長和政委一起騎馬悄悄走進篝火時，十一雙眼睛正全神貫注地看著念書的人。他們也停下來，在保爾的馬鞍旁坐了下來。
保爾念完最後幾頁，把書放在膝蓋上，盯著火苗，沉思起來。
有好幾分鍾，誰都沒有說話。戰士們都沉浸在對牛虻犧牲的悲痛之中。
“這太慘了，”有人打破了沉默，“世界上真有這樣的人。原本是人所無法忍受的事情，但如果為了某個信念，他就什麼都能做到。”
“那個神父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邊塞，要是讓我給碰上了，這個該死的，我怕會要他的命。”
團長用棍子把軍用飯盒往篝火邊推了推，十分自信地說：
“知道為什麼而死，一定會死得從容，英雄主義就是這樣產生的。我認識一個小夥子，敵人把他包圍了，他一個人向敵人的一個排撲了過去，趁敵人的刺刀還沒捅著他，他就往腳下扔了一顆手榴彈。他被炸得粉身碎骨，但周圍的敵人也給炸死了一大片。從外表上看，他不過是個極其平常的人，不會有人給他寫書，可這樣的人真值得寫。在我們的兄弟當中，還有許多了不起的人。”
他用湯匙在飯盒攪了攪，撮起嘴唇，嚐了嚐舀起的茶水，又接著說：
“也有人像癩皮狗，死得稀裏糊塗的，毫無光彩。我們的隊伍裏也常混進來一些敗類。有時表麵看上去好像他們是在為革命賣力，其實是害群之馬。我們的戰士在戰鬥的時候，他們在幹什麼？欺辱婦女？打劫財物？我們的旗幟是用鮮血染紅的，絕對容不了這些敗類。”
騎兵偵查員們直到深夜才躺下來睡覺。
第二天保爾偵查回來，將馬拴在樹上，把剛喝完茶的指導員叫到跟前，對他說：“我想轉到騎兵第一集團軍去。那兒會有一場大仗。”
指導員驚訝地看了看他，說：
“什麼？轉到第一集團軍去？你把紅軍當什麼啦？電影院？這像什麼話？如果我們大家都從這個部隊轉到那個部隊。那不亂套了！”
“在哪兒打仗還不是一樣。”保爾打斷了他的話：“我又不是臨陣逃脫。我想到前線去，到戰爭激烈的地方去，我們在這等的太久了。”
指導員斷然拒絕了他的請求，說：
“那麼，依你看，還要不要紀律？你呀，保爾，什麼都不錯，就是有點無政府主義，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黨團組織是建立在鐵的紀律上的。黨的紀律高於一切。誰都不能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應當是哪兒需要，就在哪兒。團長拒絕你的調動啦？那就到此為止，別再費神了。”指導員長得瘦瘦高高，臉色泛黃，說得激動了，就開始咳嗽。早年在印刷廠的鉛塵已經損壞了他的肺葉。他的臉頰常常泛出病態的紅暈。
等指導員平靜下來，保爾小聲卻十分堅定地說：
“你說的都是對的，但是我還是要轉到布瓊尼的騎兵隊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晚上，篝火旁已經沒有了保爾的身影。
軍刀重新揮舞在空中，正要向另一個腦袋落下，可瘋狂的戰馬卻躥到了一邊。
保爾所在的騎兵連猶如咆哮的山洪，湧上十字路口，幾十把戰刀在空中不停地飛舞、砍殺。
監牢狹長的走道上叫喊聲響成一片。
擠得滿滿的牢房裏，受盡煎熬、極度衰竭的犯人精神緊張。城裏在打仗……難道可以相信，這是即將獲得自由的信號？自己的人真的從天而降了嗎？
槍聲已經在監牢的院子裏響起來了，走廊裏傳來匆忙的腳步聲。保爾跑到緊鎖著的牢門跟前，喊道：“同誌們，出來吧！”門上小小的窗口裏，幾十雙充滿期待的眼睛注視著外麵。保爾用槍托猛砸鐵鎖，砸了一下又一下，可是仍然無法打開。
這時，看守被帶進來了，在手槍的威逼下，打開了牢門。走道裏立刻擠滿了衣衫襤褸、蓬頭垢麵、但是卻欣喜若狂的人群。
保爾推開寬大的牢門，衝進牢房，說道：
“同誌們，你們自由啦！我們是紅軍的隊伍，城市已經被我們占領啦！”
一位婦女眼淚汪汪地撲到保爾身上，擁抱著保爾，嚎啕大哭起來。
紅軍解救了被囚禁在石頭牢房裏的五千零七十一名共產黨，他們本來隨時有可能被拉出去槍斃或者被推上絞刑架的。他們還解救了兩千名紅軍政治工作人員。對於戰士們來說，這比任何戰利品更寶貴，比任何勝利更值得慶賀；而對於七千名革命者來說，漫漫黑夜頓時變成了陽光燦爛的六月天。
一個臉色蠟黃的犯人跑到保爾麵前，向他講述起發生在家鄉舍佩托夫卡城的悲劇，謝廖紮的姐姐瓦利婭在這裏被處以絞刑，跟他一起犧牲的還有很多同誌。他的話深深地灼痛了保爾的心。保爾聽著他的講述，臉上籠罩起一層灰色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