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醫院的醫生尼娜坐在四四方方的房間裏的小桌邊，翻看著厚厚的、淡紫色封皮的日記本，日記本裏是她用纖巧的字體寫的日記：
1920年8月26日
今天救護車給我們送來了一批重傷員。一個頭部受了重傷的紅軍戰士被安置在病室角落裏靠窗的病床上。他才十七歲。我拿到了他的病曆，病曆袋裏還放著從他的口袋裏找到的各種證件，他姓柯察金，叫保爾。證件有：一個已經磨破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證，編號是967；一個撕破的紅軍戰士證；一張團部嘉獎令，上麵寫著：紅軍戰士保爾·柯察金英勇完成偵察任務，特此嘉獎；還有一張紙條，顯然是他親筆寫的：
“如果我戰死了，請同誌們通知我的家屬：舍佩托夫卡市，鐵路機務段鉗工阿爾喬姆·柯察金。”
這個傷員從8月19日被彈片擊中以後，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明天，阿納托利醫生要給他做全麵檢查。
8月27日
今天檢查了保爾·柯察金的傷勢，傷口很深，顱骨被擊穿，頭部右半部麻痹，右眼充血，眼睛腫脹。
阿納托利為了防止發炎，想摘除他的右眼，不過我勸他，隻要有希望消腫，就不要摘除右眼。他同意了。這純粹是對外貌美觀的考慮。他畢竟才十七歲，如果能夠恢複生命，為什麼要摘除一隻眼睛呢？
這個傷員不停地說胡話，輾轉不安，必須有人晝夜值班。我在他身上花了許多時間。他是這麼年輕，真讓人可憐。如果我能做到，我一定把他從死神手裏奪過來。
下午下班以後，我在病房又呆了幾個小時。他的傷勢最重，我注意聽他的胡話。有時他的囈語就像清醒時的講述，從中我了解到他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但有時卻在狠狠地罵人，那些罵人的話真難聽。不知為什麼，我聽他說那些不堪入耳的粗話時，心裏很難過。阿納托利斷言他已經無法救活了。老頭兒氣呼呼地嘟囔著：“我真不明白，部隊怎麼能收下這麼個孩子？真是豈有此理！”
8月30日
保爾·柯察金現在躺在特護房裏，那兒都是一些瀕臨死亡的人。護理員弗蘿夏坐在他的身邊，幾乎寸步不離。原來，她認識他，他們以前一起做過工。她對這個傷員真是盡心盡力，無微不至！現在連我也感到他已經沒救了。
9月2日
現在是夜裏十一點鍾。今天對我來說是個極好的日子。我的病人保爾·柯察金恢複了知覺，活過來了，危險期過去了。最近兩天我連家都沒回。
此時，我簡直無法表達內心的快樂，因為我又救活了一個傷員！在我們病房裏又少死了一個人。在我極其勞累的工作中，最大的歡樂就是傷員的康複。他們像孩子一樣，對我是那麼的依戀。
他們真摯淳樸的友誼，令分別時候的我忍不住要掉眼淚。這好像有點令人發笑，但卻是真情一片。
9月10日
今天我替保爾給他的家人寫了第一封信。他告訴家人自己隻受了一點輕傷，馬上就可以痊愈，並會回家看看。他失血太多，臉色像棉球一樣白，身體十分虛弱。
9月14日
保爾第一次笑了。他的笑容十分動人、可愛。平時他不苟言笑，這和他的年齡很不相稱。他的身體複原之快，令人驚訝。他和弗蘿夏是老朋友，經常看見弗蘿夏坐在他的床邊。顯然，她已經向保爾講過我的情況，當然是過分誇獎了我。因為，每當我走進病房時，他都對我報以淺淺地微笑。昨天，他問我：
“大夫，您的手上怎麼這麼多的青紫塊？”
我沒告訴他，這是他昏迷期間拚命抓住我的手留下的傷痕。
9月17日
保爾的額頭上的傷口看上去好多了。換藥時，他所表現出的巨大的忍受力令我們這些當醫生的難以置信。
通常在換藥時，傷病員都會哼哼幾聲，發發小脾氣，保爾卻一聲不吭。在給他的傷口抹碘酒的時候，他把身體繃得像琴弦一樣直，常常疼得快昏過去了，但從不哼一聲。
如果保爾發出呻吟聲，那一定是他失去了知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為什麼能夠如此頑強？我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保爾第一次坐在輪椅上，被推到醫院的大陽台上。麵對花園，他的眼神裏包含著何等的喜悅！他多麼貪婪地呼吸著清新的空氣！他的臉上還纏著繃帶，隻露出了一隻眼睛。這隻眼睛炯炯有神，興致勃勃看著四周，似乎是第一次看到這個世界。
9月26日
今天我被叫到下麵接待室去，那兒有兩個姑娘找我。其中一個長得十分漂亮。她們想見保爾。這兩個姑娘是冬妮亞·圖曼諾娃和塔季揚娜·布拉諾夫斯卡婭。冬妮亞這個名字我很熟悉，因為保爾在昏迷中不止一次地喊她。我允許她們進去見他。
10月8日
今天保爾第一次單獨在花園裏散步了。他不停地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我告訴他快了。每逢探視日，兩個姑娘都來看望他。現在我知道了，為什麼保爾從來不呻吟。我問他，他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