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裏的工頭是老板的兄弟，這個混蛋老愛拿我開心。有一次，他指著牆角說：‘去把那個鐵墊圈給我拿過來。’我跑過去，伸手就拿，誰知道那個墊圈是剛打的，才從爐子裏取出來，放在地上看起來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燙掉了。我疼得直叫，他卻哈哈大笑。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折磨，就逃到我母親那裏去了。但是母親沒有地方可以安頓我，隻好又把我送到德國人那兒，她一路走，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們才教我一點鉗工的手藝，不過還是經常扇我耳光。
“我又逃跑了，逃到一個很遠的小城市，當地的一家香腸廠雇傭了我，我在那兒洗腸子，洗了大約超過一年半的時間，後來我們的老板賭錢，把整個廠輸掉了，四個月沒付我們一個盧布，就逃之夭夭了。這樣我才跳出那個火坑。我坐上火車，到別處去找工作，多謝一個機務段的工人的幫助，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他聽說我多少能幹點鉗工活，就讓我冒充他的侄子，向上司說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個頭大，他就說我十七歲了。這樣，我就給一個鉗工當下手。後來，我又在這兒幹活，到現在已經是第九個年頭了。這就是我過去的情況。在這裏的情況，你們大家都知道。”
阿爾喬姆用帽子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氣。他濃眉緊鎖，繼續說道：
“每個人都可能問我，為什麼在革命烈火剛燒起來的時候，我沒加入黨組織？對這個我能說什麼呢？我不是因為年紀的問題，我離老還早著呢。早在1918年，舉行大罷工反對德國人的時候，我就應該走這條路，有個叫朱赫來的水兵談過不止一次。直到1920年，我才拿起了槍。後來戰亂結束了。我們把敵人趕走，接著成家，有了孩子，就一頭紮進家務事裏去了。但是現在，列寧同誌去世了，我們應該用一個大家庭來接替偉大領袖的工作，我們應該讓蘇維埃政權像鐵打的江山一樣穩固。我回頭看看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我生活中缺少的這些信仰，這難道不是我們自己的黨嗎？”
這個鉗工結束了自己純樸而又極其真誠的講話，現在他如釋重負，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的表決。
阿爾喬姆看到許許多多的手舉了起來，他的心又一次受到了震動。他感到渾身輕鬆，昂首挺胸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身後傳來了黨委書記的聲音：
“一致通過。”
布魯茲紮克是第三個走上主席台的聲音，在戰爭年代，他的兩個孩子，謝廖紮和瓦利婭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講了自己艱難的一生，他的聲音很低，但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我有義務完成我的兩個孩子沒有完成的任務。他們犧牲了，可這不是為了讓我坐在房子後麵傷心哭泣。他們犧牲以後，我還沒補上他們犧牲給這個隊伍帶來的損失，領袖的去世擦亮了我的眼睛。過去的事情，你們別問我了。我不能老是在那些傷心事裏打轉，打今天起，我重新開始生活。”
他回想著往事，心緒不寧，愁眉不展，會上誰也沒有給他提出尖銳的問題，一致舉手，他入黨通過了。這時，他的眼睛又現出光彩，花白的頭又抬了起來。
討論接受新黨員的會議一直開到深夜，列寧的去世使幾十萬工人積極加入共產黨的行列，大家都積極勇敢地加入到黨的隊伍中。領袖逝世了，但是黨的隊伍並沒有渙散。一棵紮根沃土的根深葉茂的大樹，如果隻是折斷了樹梢，是不會枯死的。
回到省委工作的保爾怎麼也沒有想到居然在全俄羅斯代表大會上與麗達相遇。
大會宣布名單的時候，麗達聽到了保爾·柯察金的名字。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個和她築路時因傷害去世的朋友同名同姓的人。她目不轉睛地盯著人流，這時，她聽到了保爾那熟悉的聲音。
麗達迅速地轉過身來，一個身材高大、膚色黝黑的青年人站在她的麵前。他穿著草綠色的軍服，藍色的靴褲，腰裏束著一條皮帶。
麗達睜大了眼睛望著他，直到保爾熱烈地擁抱住她，顫抖的聲音輕輕地叫著“麗達”的時候，她才明白，這的確是保爾。
“你還活著？”
這句話讓保爾知道為什麼在那次傷寒差點奪去他的性命之後，麗達離開了那個傷心地，調動了工作的原因。麗達一直不知道，關於他的死訊是個誤傳。要知道，想把他的性命奪走，可沒那麼容易。
大廳裏已經空無一人了，從敞開的窗戶裏可以聽到這個城市主幹道上的喧囂聲。時鍾響亮地敲了六下，但他們兩個人似乎覺得見麵才幾分鍾。鍾聲告訴突然他們該去大劇院參加會議了。他們沿著寬大的台階往出口處走去，麗達再一次打量了一下保爾。現在他比她高半個頭，但仍然是從前那個模樣，隻是更加英武，更加穩重了。
“瞧，我還沒問你現在在哪兒工作呢？”
“我是專區團委書記。”保爾說著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