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還發現，比起西方管理者，中國管理者更加傾向於專製和獨裁，並期望得到下屬的尊敬和服從（Redding & Casey，1976； Javidan et al.，2006）。他們對追隨者價值的判斷往往基於追隨者的忠誠，而不是基於客觀標準的能力和表現 （Chen，1995）。與此同時，中國領導者也被期望能夠和下屬保持兄弟般或朋友般的關係，並能通過使用隱喻和比喻等方法與下屬進行間接的交流。中國的領導者被期望能建立團體內的情感紐帶，他們與下屬的關係遠遠超過美國。中國人喜歡具有地位意識，並對精英主義領導保持中立。與此相反，美國人對於兄弟般的領導持中立態度，對間接領導有負麵看法，不喜歡具有地位意識的領導，也不看好精英主義領導（Javidan et al.，2006）。
Hsu （1982）發現，當對組織的每一個成員明確闡明工作的期望和標準、界定明確的任務時，領導者與追隨者能保持和諧而體貼的關係，這是中國的下屬所喜歡的領導風格。也就是說，無論是支持型領導還是指導型領導，都高度有效。Shenkar和Glinow （1994）提出，受政治係統和團體內部壓力的雙重影響，中國的領導者既要為保持他的下屬之間的和諧及他們的福祉負責，同時還要實施由政治體係頒布的政策。領導者的作用不僅僅是維護文化（Trice & Beyer，1991），而且還要保證服從。這些發現和Misumi （1985）在同樣是集體主義文化的日本的著名發現一致，他發現，最有成效的領導人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關切他人且以生產力為導向。Zhou和Martocchio （2001）進一步指出，中國的領導者在做貨幣決策時，會更加依賴於工作表現和個人需要，但是在做非貨幣決策時，則會更加強調與同事和領導者的關係。
Walumbwa和Lawler （2003）研究了中國、印度和肯尼亞三個國家在變革型領導、與工作有關的態度和對退縮行為的認知之間的關係上集體主義的調節性作用。研究發現，集體主義確實對變革型領導和工作結果這兩者間的關係具有調節作用，如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和對組織退縮行為的認知等。研究結果支持了變革型領導在不同文化的語境下都可能有效的觀點。
D.情境變量
在領導效能的情境因素，特別是追隨者的特點方麵，Pratt （1991）發現中國和美國之間文化、社會、政治和心理方麵的影響導致了不同的自我概念。中國的自我概念強調家族延續性、社會角色、至高無上的等級關係、尊重權威和對穩定性的維護。他們通過職責的履行、被賦予的角色和孝順等方式來實現自我。在美國，自我被認為是一種心理建構，是文化、社會和政治影響的合成品。Shenkar和Glinow （1994）發現在中國和西方國家，關於馬斯洛（1954）理論中的需求層次關係有很大不同的。馬斯洛的理論以社會需求為代價，把自尊和自我實現的個人需要置於最高層次，而在中國社會，需求層次中國家和社會需要可能才是最重要的（Nevis，1983）。
Leung，Su和Morris （2001）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員工對反饋的不同回應，中國的受訪者對監督批評的反應沒有美國的受訪者消極。Morris等人（1998）比較了美國、中國、印度和菲律賓解決衝突的方法。他們發現，中國的參與者比起其他三個國家的參與者更傾向於采用規避的風格，而美國的參與者則更傾向於使用競爭性的風格。Chen （1995）指出，在中國，對政策製定過程的公開討論往往被看作是對領導人權威的挑戰。相反，下屬通常認為領導人在作出決定之前已經充分考慮了所有的相關因素。
關於信息共享，Chow等人（2000a）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來探討民族文化和情境因素和員工與同事進行知識共享的傾向性之間的互動效應。結果表明，當共享知識對共享者的自身利益沒有潛在的危害時，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共享意願沒有明顯的差異。當知識共享會破壞共享者的自身利益但卻有利於公司時，中國人把集體利益放於自身利益之前，明顯表現出更高的共享傾向。然而，比起美國人，中國人往往很少與那些不被認為是他們團體成員的員工共享信息檔案。這表明民族文化對知識共享的影響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他們與知識的屬性和工作環境相互影響。
E.具體行動
Redding和Wong （1986）發現，在中國的組織中，控製是通過遵從、裙帶和關係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基於表現的鑒賞和處罰獲得的。關係意味著建立私人的關係和聯係，反映了集體主義的信仰，即一個人的價值和重要性是內嵌於社會關係和聯係之中的（Javidan et al.，2006）。根據Wood等人（2002）的研究，對關係的最恰當的定義是持續性地進行利益交換的友誼。Wood等人（2002）提出，建立關係在中國的領導力中尤其重要。中國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是西方無法與之相比的（Bond & Hwang，1986； Chen，1995； Yeung & Tung，1996； Smith et al.，1997）。Yeung和Tung （1996）列出了“關係”與西方人眼中的友誼和社交等概念的一些區別，包括在動機、互惠性質、時間取向、權力差異的使用、權力的性質和來源等方麵的差異，以及因概念不同所使用的懲罰方式的區別。Xin和Pearce （1996）指出，關係在較弱的法律和監管環境中尤為重要。這是因為在轉型經濟結構中，對組織結構、產權和體製穩定的依賴比較脆弱（Putnam，1993）。因此，業務聯係往往更多依靠個人關係而不是抽象的法律條文（Xin & Pearce，1996）。
6.文化變遷
民族文化中的價值觀和傳統不是靜態的，而是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的（Tsui et al.，2007； Yukl，2002）。學者們已經發現，在經濟轉型或技術轉型時期，文化價值可能會發生更為迅速的變化（Fertig，1996）。文化變遷在研究經濟、技術和社會迅速發展的國家時尤為重要，比如中國（Ralston et al.，2006）。在對發展中國家的領導風格和領導效能進行研究時，研究人員需要更加重視社會的迅速發展和變化所帶來的影響。Saner （2001）進一步提出，隨著世界經濟的持續全球化和越來越多的後現代文化的融合，各國的文化價值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趨同。
尤其針對中國文化，Ralston（2006）等人發現，在最近的12年間，中國文化價值的變化速度遠遠超過美國。Li等人（2002）研究了文化變化和領導風格變化之間的關係，發現由於近幾十年來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四個華人社會（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領導風格也在向不同的方向發生變化。研究發現，在四個社會中存在許多相似的行為和態度，並發現盡管這些社會在發展和變化中，但有些領導風格卻能夠保持不變。另一方麵，盡管具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和傳統，但有些領導特質在四個華人社會間表現出極大的不同。台灣地區的領導者在圓滑、重視程序和非參與性行為方麵排名很高，而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卻被認為是專製的且具有地位意識。Egri和Ralson （2004）調查了中國和美國的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士在不同時代的價值取向。被研究的中國人的四個時代分別是：社會改革期（出生於1971—1975年），“文革”時期（出生於1961—1970年），政權鞏固期（出生於1951—1960）和民國時期（出生於1930—1950年）；美國的三代人的劃分是：X代（1965—1975年出生）、嬰兒潮（1946—1959年出生）和沉默的一代（1925—1940年出生）。研究發現，中國在政權鞏固期、“文革”時期和社會改革時期出生的幾代人比起民國時期的那代人更傾向於改革和自我提升，保守度低。美國幾代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上與年齡的變化一致，即人們的年齡越大，他們就越保守。在分別比較了這兩個國家的幾代人之後，研究進一步發現，中國的民國時期的一代人和美國沉默的一代在四個價值方麵非常相似。中國社會改革期的一代和美國的X代在對待改革的高開放性和低保守性這兩個價值上非常相似，而中國和美國出生於1951—1970年的兩代人的價值取向則是不同的。
文化變化對於研究方法的啟示在於，它為民族文化提供一種更有活力的視角，對資源、過程和變化的結果提供了一個更好的理解，可以提供更精確、合理而又一致的解釋。通過時間縱向研究發現組織過程和機構變遷之間的關係，同樣也是必要的（Shenkar & Glinow，1994）。
7.其他跨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
文化不是唯一有效的因素（Shenkar & Glinow，1994）。領導力行為和有效性也會受到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等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大多能直接影響項目的成效，而且許多都超出了領導人的控製。
像如宗教、語言、種族背景、曆史或政治製度等，這些更廣泛的因素也應考慮在目前的領導力理論之中（Dorfman，1996）。研究人員需要注意情境因素的積極影響，這些情境因素包括宗教、語言、曆史、法律、政治製度以及民族亞文化等（Yukl，2002）。Kim（2007）提出，數字政府的效能極有可能是由經濟財富、教育、城市化、公民自由和政府效能所決定的。在這些因素中，Kim特別指出政府效率，即為公眾提供更好服務的官僚機構的質量，在決定全球電子政務績效的其他幾個因素中是最重要的。Srivasta和Thompson（2007）的研究強調了國家技術和組織環境對電子政務發展的重要性。Evan和Yen（2005）認為，基礎設施的現狀、數字鴻溝、曆史問題、政府風格和意識形態、對安全和隱私的不同關注以及文化問題等均對一國電子政務實施的發展產生影響。
在針對中國的研究中，Li等人（2002）認為，四個華人社會（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在領導作風上的不同是近幾十年來各地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結果。通過比較這四種亞文化，Bosland（1985）認為，諸如當地環境、組織亞文化、工業或近期曆史傳統等這些因素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同一民族文化中會產生如此大的差別。
Chen等人（2007）指出了電子政務成功實施的關鍵要素，並提出了一個比較美國和中國電子政務戰略的框架。該框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電子政務戰略與實施的三個主要因素：政府基礎設施因素、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政府基礎設施因素包括四個方麵：1.網絡連結。包括可用性，成本，以及信息、通信技術網絡、服務和設備的質量；2.網絡學習。涉及技術人員配備和培訓的問題；3.網絡經濟。這是指企業和政府利用信息通信技術與公眾進行互動，這些互動包括打破邊界、協同、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和電子社區的創建；4.網絡政策。政策環境促進或阻礙信息通訊科技發展的程度。這一因素包括法律、策略（願景和任務）和問責製等問題。社會因素包括諸如曆史、公民防護、政府工作人員及治理、組織結構、政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等方麵。而文化因素是指組織文化以及社會規範和民族文化。
8.對公共部門的跨國研究
在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由於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擴張，絕大多數跨國領導力研究是在私人部門領域進行的。隻有少數研究針對公共部門領域的跨國領導問題。Pye，L.W和Pye，M.W.（1990）將亞洲的政治發展界定為是關於權力和權威的文化態度的產物，並認為由於亞洲人民所具有的團體取向和尊重權威，亞洲領導人更加注重尊嚴和維護集體榮譽感而不是解決實際問題。Yun （2008）調查了Hofstede的文化維度與公共外交卓越性之間的經驗聯係，並提出對不確定性的規避這一維度與公共外交的卓越性之間具有相當大且顯著的負相關性，而個人主義和低權力距離的文化更有利於提高公共外交的成效。
很少有報告從比較的視角研究本國公共部門領導的行為方式。尤其是至今未在公共部門中發現關於跨邊界信息共享領導力行為的跨國研究。這一方麵可能是因為該話題較敏感，同時又很難在國外獲得相關的政府信息，也可能僅僅是因為研究者對這一主題缺乏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