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學期間，秋瑾積極地進行革命活動，與革命黨人劉道一等組織了秘密團體“十人會”。1905年，孫中山由歐洲到日本，成立同盟會，秋瑾立即加入，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省主盟人。秋瑾還聯絡當時留日的女同誌，組織“共愛會”，自己擔任會長。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壓迫留日學生，秋瑾憤然返歸祖國，在上海創辦中國公學。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由徐錫麟介紹，加入了光複會。和一些同誌在上海設立革命機關，並主持《中國女報》，進行革命宣傳活動。
1906年，同盟會發動了萍瀏醴起義，全國革命形勢洶湧澎湃。這時秋瑾返回紹興，主持大通學堂。大通學堂原為徐錫麟、陶成章等創辦，是光複會訓練幹部、組織群眾的革命據點。在大通學堂，秋瑾為了進一步訓練革命力量，成立了“體育會”，招納會黨群眾和革命青年，進行軍事操練，並積極聯絡浙江各地的會黨，組成“光複軍”，推徐錫麟為首領，秋瑾任協領，積極地進行起義的籌備工作。
1907年5月(光緒三十三年四月)間，徐錫麟準備在安慶起義，約秋瑾同期於浙江的金華、處州等地響應。但徐錫麟起義計劃先期泄露。7月6日(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倉猝地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在安慶發動起義。由於準備不夠充分，起義很快失敗，徐錫麟也被捕犧牲了。安慶起義的失敗，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區起義計劃完全泄露，形勢十分危急。當時有人勸秋瑾暫時走避，秋瑾毅然地拒絕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決不離開紹興。”
1907年7月13日(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四日)，清軍包圍大通學堂，逮捕了秋瑾。在審訊時，敵人用盡酷刑逼供，但秋瑾堅貞不屈，沒有吐露半點革命機密，隻堅決回答清吏說：“革命黨的事，不必多問!”萬惡的清朝官吏隻好偽造供詞，捏造罪證，草草結案。7月15日(六月六日)秋瑾於紹興軒亭口英勇就義，死時年僅三十三歲。
1910年長沙群眾的搶米風潮和山東萊
陽群眾的抗捐鬥爭始末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以後，清政府已經徹底變成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它對外要賠款還債，對內要練兵籌餉，於是捐外加捐，稅外加稅，瘋狂地進行搜刮。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十年間(1901~1910年)，全國各地曾經多次掀起了大大小小各種形式的反侵略反壓迫的鬥爭。據不完全的統計，1905年，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共計九十餘次，1906年驟增到一百六十餘次，1907年又增加到一百九十餘次，到了1910年，達到了二百九十餘次。風起雲湧的“抗捐”“抗稅”和“搶米”的風潮，就是各種形式反抗鬥爭的一部分。其中以1910年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和山東萊陽的抗捐鬥爭的規模最大。
1909年(宣統元年)，湖南遭到水災和旱災，糧食歉收，災民達十餘萬人。廣大人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剝削壓迫下，豐年尚難一飽，遇到水旱災荒，生活就完全陷入了絕境。許多人賣兒賣女，許多人因饑寒疾病而死，景象十分淒慘。反動統治者不但不加救濟，反而趁火打劫，加緊剝削。如安鄉縣令趙延泰，竟以救災為名，喪心病狂地把五千石平糶(ｔｉàｏ跳)糧全部按高利貸放出，每石收息二鬥長沙有一個大地主，甚至把農民積蓄備荒的賑糶捐款十七萬兩全部私吞。一些官紳富商以及外國洋行囤積居奇，搶購糧食，哄抬糧價。平時一二千文一石的大米，一下子漲到七千文一石，最高的時候達到了八九千文一石。廣大人民掙紮在死亡線上，可是湖南巡撫岑春蓂還說：“一升米八九十錢，何足為奇?”大地主葉德輝，家裏囤有積穀一萬餘石，每天請客歡宴，賦詩飲酒，照舊逍遙自在，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
1910年4月12日(宣統二年三月初三)，長沙城外有一鄉民，隻有七十文錢，買不到一升米，憂憤交集，全家四口投河自殺。這件事立即激起了群眾的悲憤，當時就有一、二百人聚集起來，湧向長沙城內，向官府要求開倉平糶。清朝官吏先是欺騙，後來就實行武裝鎮壓，有幾十人橫遭慘殺，三十多人被捕。但是，血腥屠殺並沒有嚇倒已經起來進行鬥爭的群眾，恰恰相反，人們更被激怒了，參加鬥爭的人也越來越多，很快就達到二萬餘人。他們懷著仇恨和反抗的心情，搗毀碓房、米店、錢莊、稅卡，以至外國領事館、洋行、教堂，並且放火燒巡撫衙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最後，清政府出動了水陸大軍，英、美、法、日、德等帝國主義也紛紛從上海等地調來軍艦，共同進行更大規模的屠殺，甚至開炮向這些赤手空拳的群眾轟擊，才把這次風潮鎮壓下去。長沙群眾這一反抗鬥爭震動全國，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直隸、奉天等地也先後發生了饑民暴動和搶米風潮，給清朝統治者和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顯示了人民群眾英勇鬥爭的偉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