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發生在1911年10月10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這次起義是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為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朝封建政權而掀起的革命鬥爭，是在同盟會的影響和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的直接組織領導下進行的。
自1905年孫中山領導組織了同盟會以後，中國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到了1911年，革命高潮已經到來。這一年春天，緊接在全國各地爆發的搶米、抗捐、抗稅的鬥爭之後，又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接著，兩湖、四川、廣東等地人民又掀起了洶湧澎湃的保路運動。清朝反動統治好比一所即將倒塌的破屋，完全呈現出土崩瓦解之勢。
湖北在中國近代史上曆來是革命的一個重要地區。武漢素稱九省通衢，既是反革命統治的心腹要地，也是革命勢力活動的中心之一。1904年以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團體先後作了大量的群眾工作和組織工作，培養了大批的骨幹。湖北地區的革命運動獲得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和良好的條件。
“保路運動”爆發以後，文學社和共進會認為發動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八月間組成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推定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為總司令，共進會負責人孫武為參謀長，劉堯瀓、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籌劃起義工作，並定於中秋節(10月6日)起義。後以準備不及，又決定將起義日期推後十天。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十四號製造炸彈，不慎失事，彈藥爆炸。孫武頭部受傷，送入醫院，其餘各人被迫倉促轉移。該處所藏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印信等物，為聞聲趕來的俄國巡捕搜去，並報告清朝當局，起義領導機關及其主要人物因此暴露，清政府立即派軍警四出搜捕。劉堯澂、彭楚藩、楊洪勝等二十餘人先後被捕，蔣翊武逃跑在外，形勢十分緊張。
劉堯澂、彭楚藩、楊洪勝被捕後，表現了革命英雄堅貞不屈的高貴品質。他們在敵人的酷刑之下，毫不動搖，直到10月10日清晨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殺害他們，仍然堅定不移，高呼革命口號，從容就義。三烈士被害後，瑞澂等一麵繼續搜捕革命黨人，一麵嚴禁新軍各標各營互相往來，情況更加緊急。
反動派以為恐怖的屠殺足以鎮壓革命的爆發，然而事實恰好相反，革命熱情高漲的廣大新軍士兵，懷著滿腔憤怒，自發地起來進行武裝反抗。當天晚上(10月10日)，駐武昌城內黃土坡的第八鎮所屬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熊秉坤、金兆龍等打響了第一槍，轟轟烈烈的武昌起義，就這樣開始了。
起義發動以後，熊秉坤等率眾直奔楚望台軍械局。把守軍械局的工程營士兵紛紛加入起義隊伍，大大加強了起義士兵的戰鬥力和信心。駐守軍械局的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曾經參加過革命團體日知會，被推為臨時總指揮，帶領隊伍進攻總督衙門。這時各標營新軍革命士兵聽到槍炮聲和工程第八營起義的消息後，也都紛紛起義，聲勢更加浩大。在猛烈的攻擊下，瑞澂破牆而逃，跑到停泊在長江的楚豫兵艦上躲了起來。第八鎮統製張彪聞變後也逃往漢口劉家廟。經過一夜戰鬥，到11日拂曉，武昌就被革命軍全部占領了。
11日晚和12日早，漢口和漢陽新軍起義。武漢三鎮全部為革命軍所占領。
起義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勝利後，如何建立一個革命的政權，就成為迫不容緩的大事。然而，起義的士兵在當時還不能認識到由自己掌握政權的重大意義。在他們看來，新的革命政權的領導者，應該是社會上有聲望的人物。當時，孫中山還在國外，起義前原推定的總司令蔣翊武因機關破壞逃亡在外，孫武又因製造炸彈受傷，還在醫院治療，各標營代表資曆較淺，而且各不相下。怎麼辦呢!一時都拿不出主意。這對立憲黨人就乘機而入，他們推薦了曾經殺害起義士兵的原清軍協統(相當於旅長)黎元洪，認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當天午後就在立憲派首領湯化龍主持之下，開會決定成立湖北軍改府，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這樣，起義後第一個建立起來的革命致權，就被封建舊官僚和立憲派分子所竊據。
但是，武昌起義反映了全國人民的革命意誌，它是數十年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繼續和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當起義一經取得勝利，立即獲得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當時武漢地區的廣大群眾，更是無比興奮地以火熱的革命激情，用各種各樣的形式，積極地響應和支持了這一鬥爭。在廣大人民的響應和支持下，革命形勢在全國範圍內迅猛地向前發展，到了11月下旬，全國二十四個省區，已經有十四省先後宣布獨立。腐敗不堪的賣國的清政府，終於被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也從此結束。武昌起義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中國近百年革命鬥爭的曆史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