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報答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的賞識和提拔，他一方麵繼續擴充軍隊，增強自己的實力，一方麵更加緊了反革命活動。1905年，他鎮壓了反美愛國運動，此後又在轟轟烈烈的收回路權運動(收回帝國主義在中國修築鐵路的侵略特權)中，不顧中國人民的反對，和英、德兩國訂立津浦鐵路借款合同，和英國訂立滬杭甬鐵路合同。他就是這樣無恥地以拍賣民族利益來討好帝國主義和維護清朝統治。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清朝統治迅速走向崩潰。帝國主義看到這種情況，決心另外找一條忠實走狗來代替清朝統治者。他們認為袁世覬是最合適的人物。但這時的袁世凱因為滿洲貴族的排擠，已經被迫辭職，賦閑在家。於是帝國主義就極力製造言論，說收拾殘局“非袁不可”。清朝統治者這時已經走投無路，見帝國主義如此推重袁世凱，權衡輕重，覺得除了起用袁世凱也別無他法。於是，袁世覬在1911年11月，被重新起用，擔任內閣總理大臣，掌握軍政大權。帝國主義看到他們中意的走狗上了台，非常滿意，英國政府甚至在袁世凱就任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表示：“這樣的政府將要得到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援助。”
袁世凱在帝國主義支持下上台後，立即著手對付革命勢力。他知道在當時那樣高漲的革命形勢之下，光用武力不可能把革命鎮壓下去。於是施展了陰險詭詐的反革命兩手。一方麵派他的北洋軍向革命軍猛攻，以武力相威脅；另一方麵又虛偽地表示願意和革命派談判議和，放出“和平”的煙幕。
這種一打一拉，軟硬兼施的兩麵派手法非常毒辣。革命派果然被袁世凱的“和平”偽裝蒙蔽了。他們沒有識破袁世凱的反動麵目，反而以為袁世凱傾向革命，可以利用，因而接受了和平談判，甚至推遲了臨時大總統的選舉，虛位以待袁世凱倒戈反正。
1911年12月18日，雙方開始談判。在談判中，帝國主義一直給予袁世凱極大的支持。它們表麵上偽裝中立，實際上卻張牙舞爪，對談判橫加幹涉。談判才一開始，英美等六國就聯合發出照會，威脅革命派必須盡速和解，以後又動員帝國主義報紙，製造輿論壓力，硬說談判如果破裂，要由革命派負責，甚至表示如果談判不成功，就要實行武裝幹涉。談判期間，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選舉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帝國主義非常恐懼，於是更加惡毒地進行攻擊，英國甚至陰謀支持袁世凱在北方另組臨時政府來對抗。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革命派經不住帝國主義的威脅訛詐，對袁世凱抱有很大幻想，被迫節節退讓，最後以袁世凱逼清帝退位，選他作臨時大總統為條件，達成了協議。
袁世凱的和平欺騙手法達到了目的，1912年2月，他就轉過來逼迫清朝皇帝退了位，孫中山也就按照協議讓出了臨時大總統的職位。這樣，原來是清朝忠實奴才的袁世凱，搖身一變，被推舉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了。無數革命英雄拋頭顱、流鮮血，英勇奮鬥奪得的勝利果實，就這樣被袁世凱竊奪了。
“二次革命”的始末
“二次革命”發生在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以後，是孫中山企圖挽回辛亥革命的失敗而發動的一次革命鬥爭，目的是要推翻袁世凱，重新恢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權。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指使特務暗殺了熱衷於議會民主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袁世凱為掩蓋罪行真相，還裝腔作態，命令江蘇地方當局，要“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意思是說要盡一切辦法追究指使暗殺的人，弄清實情，按照法律嚴辦)。但“窮究”結果，從捕獲的凶手和搜到的密電、密信等一切罪證證實，謀殺的主使人就是大總統袁世凱自己。真相大白，全國輿論嘩然。這時，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凱的反動麵目，認識到“非去袁不可”，極力主張出兵討袁，發動二次革命。
本來，暗殺宋教仁隻不過是袁世凱徹底鎮壓革命力量的信號。袁世凱左手拿著槍，右手也拿著槍，隻有照他那樣也拿起槍來反抗，才是辦法。但是，在國民黨領導人之間，孫中山的主張，除了擔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鈞和其他的一些人積極支持外，很多人都不同意。黃興、陳其美等，認為武裝反抗的條件還不成熟，主張等待法律解決；在北京的國民黨議員，大唱“法律倒袁”的高調，仍舊在那裏做著合法鬥爭的迷夢，國民黨在南方握有一些實力的其他幾個都督，各有打算，也不積極。這樣，組織渙散，意見分歧，二次革命遲遲不能發動。
政權掌握在袁世凱手裏，所謂“法律解決”自然隻是一種空想。實際上，當謀殺宋教仁的真相敗露以後，袁世凱已經決心進一步用武力來徹底消滅國民黨的反抗。他一麵向帝國主義借錢求援；一麵秘密地調兵遣將，積極準備發動反革命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