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時期的“獨貴龍”運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蒙族人民的革命鬥爭並沒有就此而停止。
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下去以後，清朝政府為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擺脫因支付列強巨額賠款而造成財政困難，於1902年，在“新政”的幌子下對內蒙古地區實行“開墾蒙荒”，“移民實邊”的政策，即允許蒙古王公放荒招墾，招內地漢族人民來內蒙古地區開墾荒地。清朝政府設墾務局，特派大臣督辦開墾事務。清朝政府以開放“蒙荒”為名，把大片牧場作為荒地來開放，甚至把已耕的土地也作為生荒，強行開放，嚴重地破壞了農、牧業生產；而清朝政府與蒙古王公卻從漢族農民手中撈得大量的押荒銀。這種措施，實際是清朝政府和蒙古王公對蒙漢人民的一項殘酷的經濟掠奪。因此，蒙族人民又掀起了以反奪地和保護牧場為中心的“獨貴龍”運動。
運動首先又是從烏審旗發動的。據記載：1903年，“內蒙伊克盟之烏審旗人民，自動組織一種民眾團體，名曰‘多歸輪’，每戶派一人為代表，而討論全旗政務，尤以革除王公之苛政及反對滿清政府之開墾為宗旨。”蒙族人民在白音賽音領導下，以武裝保衛自己的牧場和家鄉，驅逐了清政府派來的墾務官吏。烏審旗的“獨貴龍”組織不斷擴大，勢力也日益增強，致使清政府連續四年不得開放。與此同對，杭錦旗的蒙族人民，在廠漢羅卜領導下，於後套一帶也發動了反對開放的“獨貴龍”運動。
此後，自1904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西起伊克昭盟的準格爾、鄂托克、郡王、紮薩克等旗，東至郭爾羅斯前旗、劄賚特旗等地，持續不斷地發動了反奪地的“獨貴龍”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朝政府和蒙古王公的反動統治，以至使清政府在蓬勃發展的蒙漢人民革命運動麵前，不得不把墾務大臣貽穀革職拿問，停止了墾務。
在辛亥革命期間，由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綏遠、包頭地區蒙漢人民積極起來響應，發動起義。而這時，“獨貴龍”運動也在鄂托克旗發動起來，蒙古族人民組織了八個“獨貴龍”，同反動北洋政府和王公展開了鬥爭。他們反對王公的橫征暴斂與苛派，擊退王公的武裝進攻，使反動政府的官吏，聞風喪膽，落荒而逃。
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支持下，建立起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對內蒙古地區極力推行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壓迫政策，並全部繼承了清朝在內蒙實行的“丈墾”土地的措施，因而又不斷激起了內蒙古地區蒙漢人民的反抗。具有革命優良傳統的烏審旗蒙族人民，在著名領袖錫尼喇嘛領導下，組織了十一個“獨貴龍”，向本旗王公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起義群眾堅決反對官差徭役和苛捐雜稅，反對蒙古王公出賣土地、牧場和封建特權。1915年，他們趕走了旗長察克都爾色楞，推翻了反動王公的統治，宣布廢除各項封建差役和雜稅，把運動推向了高潮。但不久，在反動軍閥和蒙古王公的重兵鎮壓下，起義逐漸走向失利，錫尼喇嘛領導群眾轉戰各地，直到1919年，因錫尼喇嘛被捕，才使這次起義最後失敗。
“獨貴龍”運動是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各族人民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然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獨貴龍”運動，畢竟是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自發的群眾運動，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先後走向失敗的道路。事實證明，內蒙古人民隻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才能把革命鬥爭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取得人民革命的勝利。
孫中山領導的“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