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北美華人作家占據了本書的半壁江山，並非北美華人作家的創作就一定高於東南亞、歐洲、大洋洲等其他地區，也非編選者有意為之，實在是國內文學期刊發表作品的現狀使然。當然，北美新移民作家旺盛的創作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那裏活躍著一大批不領工資、不拿稿費卻熱心於文學事業的“文化義工”，有文心社、橄欖樹、國風等活躍的文學網站，還成立了專門的組織和相對固定的出版平台，如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僑報》等。（參見融融、陳瑞林主編《一代飛鴻》，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就是近年來進軍中國電影市場的北美作家嚴歌苓和張翎。
由於聯係上的困難和時間所限，一些優秀的作品授權沒有取得，隻得割愛。如劉墉的《狗肉》（《台港文學選刊》2002/10），王鼎均的《單身溫度》（《台港文學選刊》2003/1），哈南的《黃金兩錢》（《十月》 2006/1），鄭寶娟的《收銀員之死》（《台港文學選刊》2009/1）、張黎的《朱朱的性感巴黎》（《上海文學》2005/6），白林的《魔鬼的彩帶》（《鍾山》2002/4），木馬的《古狗》（《台港文學選刊》2003/8）。為盡可能向讀者提供一個海外華人小說創作的全貌，本文討論的作品不限於本書的15部作品。
二、兩大主題，兩個形象
大陸的曆史記憶與海外的移民生活，是近十年來海外華人小說的兩大主題。受難者和闖入者是兩個重要的形象。
趙毅衡所謂的無根的寫作參見趙毅衡：《無根有夢：海外華人小說中的漂泊主題》，《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5期。，可能揭示出這些華人作家的身份焦慮與文化困惑。他們更多的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國族認同，而是遭遇海外生活的刺激之後的跨文化想象。既在又不在的“中國”成為剪不斷理還亂的文化情結。他們的曆史記憶有著海外文化的觀照，具有全球化時代的視野；海外移民生活又滲透著濃重的中華文化的記憶，他們需要不斷追問自我的來路。這種雙重文化的交織，跨文化的想象，是海外華人作家難以繞開的情結。近年來頗為活躍的女作家陳謙的一番話頗能代表這種心理。她說，“是美國教會了我珍惜我的來曆，珍惜我父母的出處，這是真心話。美國是一個非常以自我為中心、強調個人身份標識的地方。你的經曆越獨特，你的自我ＩＤ，就是所謂身份的標識就越清楚。我從哪裏來，我在哪裏長大的，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黃偉林、陳謙：《“在小說中重構我的故鄉”——海外華人作家陳謙訪談錄之一》，《東方叢刊》2010年第2期。因此可以說，海外華人作家關於中國的曆史記憶是文化碰撞的結果。
張翎的《餘震》是這種跨文化想象的典型文本。《餘震》之所以被改編為電影，除了汶川地震所引發的題材上的獨特要求，以及災難題材所包含的人道主義普世價值等適銷對路的大眾文化元素之外，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所處理的跨文化經驗。小說與電影在主題和思想上有巨大差異。正如作者張翎所說，電影表現溫暖，而小說寫創傷。因此，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影隻是借用了小說所提供的全球化經驗的外殼，試圖以一個不遠萬裏、母女跨國相認的傳奇故事來賺取觀眾的眼淚，與小說沉重、哀婉的藝術趣味和深入探討人性的文化觀念大相徑庭。小說發表在汶川地震之前，借唐山大地震中發生的災難和兩代人的人生故事，來思考災難帶來的人性傷害。不但包含著天災所造成的心理傷害，比如家庭破碎造成骨肉分離的痛苦，更包括對母親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的反思，以及對養父猥褻養女的人性惡的刻骨記憶。這種心理創傷，即使是發達的西方文化也難以治愈，最終隻能依靠回到故鄉的老屋。這一處理表達了一種海外華人非常複雜的文化心態，即既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有清晰和深刻的反思，但又不能完全脫離中國文化的牽絆。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記憶實在已經是一種難解的痛。
張翎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發表作品。先後有《雁過藻溪》《塵世》《羊》《向北方》《餘震》《空巢》等，以中篇為主。主人公大多橫跨中國與多倫多兩地，有自傳的影子，但又遠為豐富和複雜。在我目力所及的作家中，張翎是最為悠長、婉轉和抒情的一位。她抒情的文筆給她的作品帶來了莊重、細膩的晚唐氣質。《羊》《雁過藻溪》與《餘震》在藝術和思想上不分高下，都是華人在海內外生活變遷過程中的兩地記憶。時空上的巨大跨越，人生的跌宕起伏，使張翎的作品具備了傳統戲劇的劇烈衝突與循環往複的情結結構。跨文化經驗的呈現，擴大了漢語小說寫作的疆界，我們很難再用中國人/外國人這樣的框架來定位作品的人物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