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是近年來成就斐然的華人作家。她的產量之高、質量之優、影響之大令人驚歎。她的每一部中短篇都極其講究，閃現出不盡的才華。她的作品有兩個類型，一類是關於中國記憶的，講述紅色年代的個人遭遇，特別是女性的遭遇，極其富有戲劇性，突顯了一個受難者的形象。《天浴》《拖鞋大隊》《角兒朱依錦》《奇才》等，都是如此。《角兒朱依錦》是此類小說的代表。故事講述一個曾經走紅的京劇女主角被打成反革命之後的悲慘遭遇，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特別是在醫院裏受到的身體侮辱，不禁使人聯想到魯迅先生描寫過的麻木的看客，以及國民的劣根性。女名角遭受群眾侮辱的場景使作品迸發出驚心動魄的震撼力。這部作品如此經典，精粹，字字珠璣，簡直就是小說寫作的教科書。嚴歌苓的寫作既體現出一個學院派作家嚴格的寫作訓練所能達到的規範和經典程度，同時絕不缺少生活的磨煉所帶來的煙火氣以及天才的靈氣。討論嚴歌苓創作，離開才華恐怕很難講清楚。她能將每一個細節都變幻出詩意與陌生感。她甚至天生就是一個小說家。篇篇精彩，在選擇上頗令選編者難以割舍。
受難者形象在陳謙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中是王旭東，在王瑞芸的《姑父》中是姑父，在哈南的《黃金兩錢》中是被定為反革命的老板夫妻，在張惠雯的《水晶孩童》中是水晶孩童。在許多海外華人作家筆下，綿長而真切的受難記憶成為改寫革命敘事的原動力和靈感來源。哈南的《黃金兩錢》是進行曆史改寫的典型文本。它通過一個主人和仆人的友誼穿越曆史海枯石爛的故事，將敘事反轉的曆史又反轉過來。相當一部分海外華人的作品多多少少流露了這樣的曆史敘述的衝動。在這種曆史觀的觀照下，人性高於主義，個體先於國家。與以往反思、傷痕小說不同的是，控訴的語調轉變為冷靜的敘述，詩意高過了激情。受難者形象負載了作家對於曆史、青春和人生的重要信息，構成了海外華人超負荷的心理積澱。通過這樣的書寫，他們如今所具有海外與中國雙重眼界、反觀與遠望、自我與他者等多重身份和文化視角相交織的全球化時代的新主體得以確立。
嚴歌苓的《吳川是個黃女孩》是她的另一類作品。相較於受難者作品係列，這個作品捕捉到了一個中國闖入者的形象。這部小說是典型的跨文化文本。中國想象與異國經驗相混雜，有著非常矛盾的文化認同。在生活形態和愛情觀念上，小說中同母異父的姐妹兩人都趨向於放蕩不羈、我行我素的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但在家庭和親緣關係上，依然保留著對中國傳統觀念的深深眷戀。當姐姐在被白人保安強行脫衣搜身，年少時留在胸口的傷口被公開時，文化差異的主題被突顯出來。是她的妹妹最終為她出了這口氣，兩個人的關係一百八十度轉彎，最終回歸了中國傳統的家庭親情。這個文本表達了一種對中國難以擺脫的依賴，親緣關係像一根線，“我”就像放飛了的風箏，雖已飛離原地，但仍有一根文化的線牽引著。中國會隨時闖入“我”的生活，一如香港來的放蕩不羈的妹妹。
如果說，類似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等受難者形象多少有些陳舊的話，那麼，中國來的新新人類“妹妹”則無疑是一類新的形象。它成為海外華人作家重新認識新世紀以來中國的一個形象載體。最為典型的文本是袁勁梅的《羅坎村》。
《羅坎村》是一部以政治入文學的典型小說，它大膽直白地引入政治議論的寫法，特別是在副標題中直接引用羅爾斯的語錄，與國內文學界八十年代以來對政治視而不見、小心翼翼的態度截然相反。這個小說更為深層的文化焦慮是，它表明了一種海外華人對於新的中國的難以理解的文化態度，他們對高速發展的中國新的狀態和境況一時間失去了清晰和準確的把握。這表明一種非常矛盾的文化認識，即對過去的曆史有清晰的判斷，而對正在發生的現狀卻舉棋不定。這種現象恐怕不僅存在於海外華人作家身上，而是存在於整個世界。這個五千年的老大帝國、半個多世紀的紅色中國，竟然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奇跡，實在是當驚世界殊。中西方的文化亦絕非像八十年代那樣黑白分明，高下立判，而是處於一個膠著的狀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勝負難辨，前途混沌。如果按照許多國內批評家的解讀，《羅坎村》將中國兩千年來的超穩定結構，也就是吃人的製度，或者是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做了一次新的呈現。然而，這個文本還包含了另外的意義，那就是對新的中國狀態的困惑和猶疑。《羅坎村》中那個代表文化痼疾的中國男孩，在美國校園中吻女孩，公開行賄美國法官，在美國的橫衝直撞，簡直就是對西方文化的冒犯。他粗魯、野蠻、目中無人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中國東亞病夫的形象，也改變了八十年代以來留學生文學中在美國拚命打拚生存艱難的“邊緣人”形象，而成為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強悍的闖入者。這個壞男孩形象與嚴歌苓《吳川是個黃女孩》的壞女孩形象，都攜帶著一種無法阻擋的粗獷力量，與風風火火在全球遊走的中國形象驚人地神似。由受難者到闖入者，恰恰是中國一百年曆史滄桑變遷的結果。也正是因此，《羅坎村》成為必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