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昂和媽媽的苦役人生
《骨》聚焦唐人街鮭魚巷一戶再婚家族的艱辛生存，作品圍繞二女兒安娜跳樓自殺帶給家庭每個成員的震撼和傷痛，由此展開深層追問和思考。台灣學者馮品佳推崇《骨》有再現曆史的“隱無敘事”的寫作方式，認為伍慧明對文本中所出現的缺憾或虛空由文本中的角色和文本外的讀者進行填補，使潛藏文本得以浮現，以此再現文本中複雜交織的個人、家庭乃至族裔史，進而詰難“傳統”或“正統”曆史中的盲點。
這是一個有三個女兒的中國人家庭，他們居住在唐人街，生活窘迫，繼父利昂是個船員，但很多時候沒有工作，母親在唐人街製衣坊中當縫紉女工。伍慧明以回憶的方式再次講述當年生活的困窘，不僅僅是錢，還因為家中缺少愛，充滿抱怨、指責、漫罵，甚至毆打。利昂和母親之間經常吵得臉紅脖子粗，甚至動用菜刀，要靠女兒們的拚命搖撼才能將他們分開。她以女兒和旁觀者、敘事者三重身份追問：“他們生活得很不容易，所以他們的不滿就是合理的嗎？”“這種情形還能有盡頭嗎？是什麼使得他們那種醜陋那麼真切，那麼厚重，那麼揮之不去？”
父母的婚姻就像服苦役——兩個人一起服苦役。生活過得極為艱辛。為了養活幾個女兒，母親過得極為辛勞：“媽來不及把飯咽下去就坐在凱歌牌縫紉機前了。晚上我們鋪床的時候，她還在做衣服。發紅的燈光把衣服的針腳照得模糊不清。街上的嘈雜聲早已消失，而她的機器聲還一直不斷。而清晨我們還沒醒來的時候，媽就已經開始工作了。”美麗的金山夢早已經破滅。（媽）“在一片鋪滿黃金，充滿好運的土地上生活了二十五年之後回到故裏，突然間去向他們訴說自己在血汗工廠勞作的艱辛，說金山王子變成了癩蛤蟆，說三個女兒一個沒結婚，一個在哪兒都不在乎，還有一個死了。”同樣的表述在《女勇士》中英蘭說：“這是一個恐怖的魔鬼國家，人們在這裏幹活，一直幹到死的那一天，我從未停止過幹活……但是沒有我，你父親養活不了全家。我身強體壯，很能吃苦受累。”其實玉雪的母親也不比萊拉母親輕鬆多少，她在家大多時候沉默寡言，身為店主的妻子卻終日在縫紉機旁勞碌，還得負責一家十多口人的飯菜、工作，直到生育的前幾天，她還和平日一樣負擔著沉重的家務。與之類似的《中國佬》中“我”母親也是如此；這些女性聰明、能幹、美貌、善良，但因是生活在唐人街的華人，背負了極為沉重的家務和工作的負擔，一輩子辛苦勞碌。這些女作家都留意到了。相比較而言，伍慧明用筆更深刻大膽一些，敢於掲去生活華麗的麵紗，露出粗陋質地。
利昂也是過得極為辛苦。利昂隔一段時間就要上船出海，在海上一去就是四十多天，回到家裏短暫停留後就又去了海上，在船上工作的他總是什麼髒活兒累活兒都去幹，絲毫不去選擇，實際上他也沒有太多選擇的機會。“我知道利昂出外在海上時很少能睡覺。他值兩個班——一個夜班緊接著下一個班，而且想靠幾個小時的睡眠撐過去。他告訴我說，他不是在時間中度日，而是在汗水中。他認為生命就是工作，而死亡卻是一場夢。”不去船上的時間他總是兼職打很多的短工。
當萊拉打開利昂的文件小提箱裏，發現裏麵保存了相當多的招工和租方的拒絕通知，他正是被這無數次拒絕打擊下變得性格有些怪誕的。比如他做事總是有始無終，有時打開一件物修理，卻不把它重新裝好。他身上負載了大多數老一代華裔移民都會有的壓力和困難。
同時，由於他們的婚姻缺少愛情基礎，所以他們的婚姻生活也是倍受煎熬。萊拉的母親第一次結婚是因為年輕，受了騙，也因為“那時候男人很少，不是死於戰場，就是在流落他鄉做苦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的父親傅裏滿就猶如王子一般難得了。媽和他結婚是為了躲避燃遍戰火的村莊，而當父親棄她而去後，她與利昂結婚又是為了掩蓋恥辱。”先嫁了一個花花公子傅裏滿，滿嘴花言巧語，酷愛賭博，三個晚上在麻將桌上將一切財產輸光，然後騙賣苦力，類似於湯氏《中國佬》中騙走曾祖父到檀香山的推銷員，用黃金、好日子將人騙來做苦力，結果丟下懷孕的妻子跑了。被丈夫拋棄幾乎使萊拉母親崩潰，她日夜哭泣、生氣。漫罵，每天上床都要追問自己：“告訴我。我該怎麼活？我該怎麼麵對生活？怎麼見人？”大半夜跑到巷子裏對著黑夜吼叫：“死！我去跳金門橋。把這個沒用的孩子領走吧！”此時湯米·洪安慰了她並給了她一份縫紉女工的工作，從穿針引線開始手把手教她。為了洗刷恥辱，也為了獲得綠卡，她很快再嫁給船員利昂，但同時她又與製衣廠店主湯米·洪發生了不清不楚的關係。
利昂十五歲時花費大筆費用以假身份進入美國，在單身漢社會裏度過了二十多年單身日子，娶了母親之後他也想努力工作，讓家人過上好日子。但作為非法移民，他一直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不斷調換工作和常年在輪船上幹體力活兒，成為他逃避移民檢查和家庭矛盾的方式。而這兩種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漂泊無依的形象，他既不能帶給妻兒穩定富裕的家庭收入，更使妻兒處於孤獨之中，正是這樣，妻子紅杏出牆。
利昂為了掙錢做過很多努力，但每次都以失敗告終，失敗的部分原因是由於種族歧視，比如他找工作四處碰壁，也很大部分原因是由於他自己。他十五歲來到美國，沒有接受過教育，因而沒有他所申請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術和知識。他一直逗留在華人圈，因而主要的交流工具英文也非常糟糕。同時，他也缺乏一些應有的品質和意誌力。因為他總是耽於夢想，而缺乏實現夢想的能力，最明顯的例子是他與翁家合開洗衣店失敗的事情，可以說這一次失敗直接促使了安娜的自殺，也使這個家四分五裂，讓所有家庭成員陷入痛苦的深淵。利昂得知妻子外遇之後離家出走。為了挽回家庭，媽媽多次認錯並以離開這家廠為條件使裏昂回來。為了賺錢，也為了使媽媽徹底脫離湯米·洪，利昂與翁家合夥開洗衣店。但是，合夥開店這樣的大事，“利昂和魯西阿諾在準備合夥做生意時隻是握了握手。沒有簽任何合同，也沒有任何合法的合作關係。”而“我”以美國人的眼光認為“那是他們的生意，如果他們想按照唐人街的方式來辦事……我不認為我有權利去幹涉他們。”很快，他們的夢想便被無情的現實粉碎，在爾虞我詐的商場堅持這種近乎愚蠢的溫良和信任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由此可見，利昂的性格和為人根本不適合做生意。
半年後，翁家宣布洗衣店倒閉，利昂和家人被欠五個月工資和被卷走全部積蓄。利昂隻能按照舊時代的做法前去找他，結果帶著一身傷痕回來。而且，在洗衣店中，魯西阿諾負責了招攬生意，而利昂則負責整個的洗衣工序，並讓全家人都參與其中。被卷走積蓄使全家淪為赤貧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一家人從此失去了愛。利昂在生意失敗後格外感到屈辱，格外憎恨翁家人，也因此他一反常態對待安娜十分粗暴蠻橫。
安娜在兩家合作之初的甜蜜中與翁家兒子相愛，在她看來，生意失敗也幹涉不了戀愛，而在利昂看來，重新看見翁家小子則是不斷看見自己的愚蠢，“他的挫敗感越來越深，已遠遠超過了丟掉一家洗衣店所帶來的。他責怪自己要對這次恥辱承擔責任。每次他見到奧斯瓦爾多，他都會想起他的全部過去，他丟掉的沒份工作，每次失敗的生意。”但利昂卻不能容忍二人的來往，他用近乎瘋狂的打罵對待昔日最寵愛的女兒，逼迫她與翁家兒子分手。結果安娜跳樓自殺。
但他也有優點，在唐人街其他人嘲笑他家隻有女兒時，他勸女兒們不必在意，並說：“五個兒子也抵不上一個好女兒。”他對妻子前夫的女兒不錯，而萊拉也真心關懷照顧著這個可憐的老人，“我不想看到利昂落到這麼個結局（走丟掉的老人）孤孤單單一個人，還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安娜的死是全家的創傷，她使這一家脆弱的家庭關係變得更加搖搖欲墜。利昂終日抱怨並搬離住所，住到了一間破舊的老年公寓裏。梁爺爺在那裏度過了終生的單身生活，利昂結婚之前也是住在那裏的。母親每天以淚洗麵，與利昂一見麵就是爭吵，互相指責。同時他們又有著各自的愧疚，利昂認為安娜之所以會自殺，是因為他沒有遵守承諾，把證書父親梁爺爺的遺骨運回中國。當年利昂以五千美元的代價從梁爺爺那裏買到了證書得以留居美國，並承諾在梁爺爺死後將他遺骨送回中國。但由於利昂自己窮困潦倒，這一承諾就一直沒有能夠兌現。而且似乎永遠無法兌現。而媽媽則認為是自己與湯米·洪通奸而得到的懲罰。這實際上是中國傳統女性觀在她身上的體現，傳統女性觀要求結了婚的女人三從四德，從一而忠，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能背叛丈夫。她與湯米洪的偷情一直成為她沉重的思想負擔，為此而自責、懊悔。大女兒萊拉試圖用自己的努力解決這些家庭糾紛，而她使自己在照顧家庭和選擇自己未來之間左右為難。小女兒尼娜則幹脆遠去紐約，離開了唐人街，她認為唐人街帶給自己的都是傷痕記憶。
正如詹姆遜所說：“講述關於一個人和個人經驗的故事時最終包含了對整個集體本身的經驗的艱難敘述。”⑿（弗雷德裏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251頁。）在安娜的個人悲劇背後是唐人街華人移民家庭的悲劇，同時在這個悲劇裏隱含了一個多世紀以來華人在異國他鄉的奮鬥、掙紮、失敗、痛苦的民族史。比如梁爺爺代表了老一代移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他在青年時期來美淘金，卻始終沒有賺夠娶妻的本錢，他也不願離開美國回中國，因而一輩子孤獨地過著單身生活。他把證書兒子的資格賣給利昂，條件就是裏昂把他的遺骨運回故鄉，但顯然，這種葉落歸根的夢想很難變成現實了。比如“證書父親”也不是一個陌生名詞，在《中國佬》中有非常詳細的解釋，美國人訪問中國時申報有新生兒出生，這個新生兒是有美國身份的，他們把這一張證書賣給想留居美國的中國人，也就是所謂的“證書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