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讓我們期待一次未來
1
這些年我去北京，總是喜歡囚在《當代》，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後樓。在許多著名的院子裏，後樓都是領導幹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內大街166號院子裏，它卻是《當代》。所以盡管後了又後，倒比前樓熱鬧開放些。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有話可說，有書可看，有雜誌可拿，有飯可吃的地方。這最後一點尤其重要，臨到中午，《當代》人總是從訂餐的飯店裏拿來盒飯，坐在沙發之間到處都是書、報、雜誌的擁擠的房間裏，圍著茶幾，吃著，聊著。他們知道我吃素，給我的盒飯裏一絲葷腥都沒有，感覺爽口而清淨。當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為了我的接風，散場後才意識到，念頭一閃，又忘了，記牢的還是那素素的盒飯、無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飯，還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參加一個隆重的集會，人家要求正裝出席，我卻吊兒郎當T恤進京，而且是無領的。所有人都是西裝革履，你怎麼可以雞立鶴群？《當代》的楊新嵐拿來她老公的西服，新的，號稱“你們兩個身材差不多”。一穿，褲子寬得能裝我一個半肚子三條腿。那也得穿。可小楊拿了西服，卻忘了領帶。她東跑西顛要了一條來披掛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會打領帶，連北大畢業的新生代編輯石一楓也不會，連時尚女生徐子茼也不會。說是清波會，好不容易等來了，他卻嗬嗬笑著說：“不會，不會。”神情是落拓不羈的，暗藏著一絲對西服領帶的嘲諷，似乎不會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愛人也來了，在我脖子上比劃了幾下，滿懷希望她能打好，結果發現她不是在打領帶而是在係絲巾。昌義更不會了，興高采烈地總結一句：“這就是《當代》。”又不甘心地解釋道，“這幫人曾經也是會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裝作為“奇裝異服”的時候，我們穿過，後來人都西裝了，我們也就不尿它了。但現在不是總結曆史的時候，現在必須立刻把領帶打好。為了不尷尬，我說：“奇了怪了，那麼小的時候打過的紅領巾，一輩子都忘不了，可是領帶，也算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濟濟，終於從發行部來了一位青年，翹起指頭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這樣他們不怕麻煩，把我捯飭成了一個幹部，翹著尾巴出現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當代》就是這樣一幫不會打領帶的當代文人在打造經營，脫略形骸的文人習氣，從容自若的處世姿態，讓他顯得開放而鬆弛。你瞧他一身正裝，有板有型，脖子上卻是沒有拘束的，想吼什麼就吼什麼。所以像我這個粗放的、直率的、獨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還說領帶，穿西裝打領帶的文學太正式，像場合裏的朗誦；不西裝不領帶的文學太隨便，好比插了蔥的豬嘴，被厚道的人們說成了象；有西裝不領帶的文學似乎剛剛好--要先鋒那是懷舊的先鋒，要時尚那是積澱的時尚，要曆史那是當下需要的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發行的文化，這大概就是《當代》的模樣。不墮“常邊”，也不墮“斷邊”，中道即佛道。
喜歡囚在《當代》，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羞於見人。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約見和約稿已經記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讓我歉疚，有時是見了麵吃了飯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辦雜誌、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寫得太慢，總不能老是許願而不兌現。想做一個守信的人，就隻能不赴宴，不許願，老老實實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許了第一個，就勇嫁到底。朋友們，我是得罪了你們的，在這慘淡動人的懇摯裏，有你們的寬宥和諒解，那就是我的陽光。
就在囚於《當代》的某一天，昌義問起我《藏獒3》之後的計劃，我談到了倉央嘉措，談到了“伏藏”，但當時我並沒有確定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義聽了很激動，比我激動多了，一上午都在說這個話題，吃了盒飯送我去機場時還在說。我很想把我們的談話記下來，卻沒有時間，上了飛機再記，發現許多細節已經隨著激動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猶豫了，就是那個香音無敵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來唯一要做的就是心無旁騖，專心致誌。
2
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時時刻刻誘惑著我，但這並不是我寫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還在於當下生活中日益嚴重的精神衝突。
精神的衝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發生著，而我們卻毫無察覺。蠅營狗苟的人際以強大的力量拖累著我們，迫使我們用最明亮的眼睛去偵察最渾濁的事態。無聊糾纏著，庸俗糾纏著，乏味糾纏著。我們死了，精神早已在衝突之前就死得一幹二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行屍走肉，有多少沒有靈魂的軀殼，我不敢數，一數就會把自己數進去。也許僅僅是為了當別人在清點行屍走肉時，不至於把我也算進去，我才想到了倉央嘉措，想到了“伏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