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文人沿襲晚唐五代的傳統，作賦之風盛行不衰。很多文人，以賦作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青睞和時人的傳誦。《宋史·梁周翰傳》記載，宋太祖乾德年間，梁周翰（929—1009）為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時人傳誦不已；《宋史·夏侯嘉正傳》記載，夏侯嘉正使巴陵，作《洞庭賦》，人多傳誦，宋太祖聞其名而召試之，擢為右正言、直史館。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中也說，宋太宗欲興文治，廣致天下之士，曾試《訓練將士賦》以選材，呂蒙正以文詞“雄麗”而見賞。由此可見，北宋初年，賦文的寫作是很興盛的。但是，這時的賦，由於沿襲了晚唐五代的遺風，再加上科舉考試中又以律賦為主，所以律賦的寫作在當時占有著極大的優勢，很多文人幾乎都寫律賦。這種賦體是由駢文、駢賦發展而來的，不僅講究對偶精切、音律協諧，而且限製用韻，甚至限製字數，具有較強的形式美和音樂美，一些有才能的作家也確實寫出了一些優美的作品，如田錫（940—1003）的《雁陣賦》《春色賦》《曉鶯賦》，王禹偁（954—1001）的《尺蠖賦》，範仲淹（989—1052）的《金在鎔賦》，歐陽修（1007—1072）的《藏珠於淵賦》等等，大都寫得簡潔、凝練，以工麗見長，語言生動、細致、華美，感情真摯、細膩、深厚，或寫景，或抒情，都能在流麗中見性靈，在駢儷中見情致，在典雅中見諷喻，還是有一定的藝術創造和藝術技巧的，值得我們學習和鑒賞。
這裏要特別提出的是吳淑（947-1002）的“事類賦”。吳淑是宋初著名的學者，曾參與過《太平禦覽》和《文苑英華》的編撰工作，學識廣博，文筆工雅，曾以天文、歲時、地理、寶貨、音樂、服用、什物、飲食、禽獸、草木、鱗甲、昆蟲等部類中的名物為題材，以一字為題，連綴成賦，寫出了“事類賦”百篇，甚受時人的傳誦。雖然語言精美，對偶精工，史實語典也使用得比較恰切，但它畢竟不是以寫景抒情為目的，因此隻能標明當時的一種寫作風氣，而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學作品，《四庫全書》就把他的《事類賦》30卷放在類書之中。
從整個文學創作的形勢看，律賦雖然有它清新、工麗、富於情致的一麵，但總使人感到它華而不實、文格卑弱，既缺乏深刻廣泛的生活內容和重大的社會意義，又缺乏剛勁豪邁的氣勢格調和鼓舞讀者的藝術力量。因此，一些有膽識、有創造的作家，也就不滿意這種文體而力圖另辟蹊徑，以改變這種文風。在當時，梁周翰、張詠、路振的作品出現，就表明這種文學創作的新趨勢。
梁周翰（929-1009）的《五鳳樓賦》，單從題目上看，是歌頌樓台殿閣的一類作品。從東漢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三國魏何晏的《景福殿賦》起，傳統的寫法是極力描繪宮殿的雄偉、壯麗，到了晚唐杜牧的《阿房宮賦》、孫樵的《大明宮賦》時，又逐漸增強了抒情和議論的成分，以至根本不寫宮殿本身而借以抨擊社會現實。而梁周翰的《五鳳樓賦》，更加另辟蹊徑，先從汴京的曆史、形勝和宋朝開國的聲威寫起，次及五鳳樓的雄偉、壯麗，而最後竟用極大的篇幅，並以君臣對話的口氣大發議論，響亮地提出了亡國之戒的問題。五鳳樓是宋太祖在宮中修建的一座高樓，不管宋太祖在當時是否說過這類的話，梁周翰敢於這樣寫應該說是有膽識的，因而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其行文，完全打破了律賦的格局，雖有駢儷而富氣勢，語言也簡練而有文采。
張詠（946-1015）的《聲賦》也別具一格。全文緊緊扣住“聲音之道與政通”這一主題，借“聲”言政。它從“天聲”寫到“人聲”，又由“亡國之音”寫到“治世之音”，連帝王的聲教號令與人民對它的反映也當作“聲”來寫，從而把“聲”的理解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並進而讚美和歌頌了宋初的善政，這在同類題目的賦作中，是自有特色的。全文不用儷語而富文采，整篇一氣直下而富氣勢，語言參差又夾敘夾議，被梁周翰譽為“百年不見之作”，預示了北宋的賦作將有新的突破和變化。張詠作為《西昆酬唱集》的作者之一，更顯得難能可貴了。
如果說，梁、張諸人還隻是少量篇章，不足以總括當時賦作的總情勢的話，那麼，王禹偁在賦壇上的出現，則展示了北宋初年賦作的新趨勢。王禹偁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者之一，能詩能文，賦的成就也很高。他既善於寫律賦，又會寫古賦。其《小畜集》中今存賦22篇，包括律賦14篇、古賦5篇及雖題為“文”而實際為賦的作品3篇，這在同時的作家中應該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律賦在當時很有名，風格清新自然、平易流暢、“一往情泚”（李調元《賦話·新語五》），《尺蠖賦》可視為這一類賦作的代表，多有白居易詩風的特點。其古賦清新雅淡，敘述簡明而議論有力，行文中雖常用典，但自然無痕，句式也起伏多變，錯落有致，《藉田賦》《三黜賦》都是這類賦作的名篇。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幾篇以文命題的賦作，《吊稅人場文》《詛掠剩文》，就更具有強烈的社會意義、政治意義和思想意義。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王禹偁是一位由晚唐五代律賦向兩宋文賦轉化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