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北宋前期，是律賦逐漸衰落而行文比較自由、語言日趨散文化的文賦逐漸興起的時期。從現存的賦作來看，兩漢的逞辭大賦鋪張揚厲、窮描極繪，力求摹景狀物的“形似”，而這時的文賦，就事議論，借題發揮，又逐漸向尚理方向衍變了。雖然晚唐賦如杜牧《阿房宮賦》、孫樵《大明宮賦》已有強烈的議論說理的色彩，但在那時這樣的篇章是不多的，而到北宋梁、張、王的出現，這種好議論、重說理的作賦手法，幾乎成了時人普遍的習尚。
北宋仁宗（1023-1063）之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統治階級內部革新與反革新的鬥爭也逐漸進入高潮，而經濟、文化以及文學創作，都相應進入了相對繁榮的時期。這時的賦作，各種體製、各種風格都已出現，律賦、騷賦、文賦可謂各領風騷。如果說仁宗前及仁宗初期如範仲淹、宋祁（998—1061）、葉清臣（？—1051左右）等人還是以寫律賦、駢賦為多的話，那麼到了梅堯臣、歐陽修之後，他們雖寫律駢之體，但古體賦卻明顯地增多了，並出現了文賦對律賦取而代之的趨勢。也正是在這種賦體大轉變的過程中，兩宋文賦形成了自己的特點。
範仲淹（954-1001）是一位政治改革家，他所推行的“慶曆新政”揭開了統治階級內部改革與反改革的序幕，同時表現在文化思想上，他也主張詩文革新。他善於詩詞，散文也佳，《範文正集》中今存賦36篇，說明他也是一位寫賦的能手，其數量之多，當時也是少見的。他的作品，雖然大多是律體，但往往借題發揮，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顯示自己的抱負和人格，這對進一步擺脫傳統律賦狹小的思想感情領域，開拓和提高賦作的思想內容、意義和品格，顯然是有推進意義的。他的《金在鎔賦》《明堂賦》《靈烏賦》《稼穡為寶賦》等等，都具有這樣的特點和意義。
與範仲淹同時的宋祁（998-1061），也是一位賦作的多產作家。其《宋景文集》中存賦作44篇，而且大都是律賦，《右史院蒲桃賦》就是其中有名的一篇詠物抒情的駢體賦。作者表麵上是描述移自西域寒鄉的宮院蒲桃的枯萎，實際是感歎自己久居史院修撰史書的寂寞、失意的生活和心情，文辭雅淡，文意婉轉，語言自然，感情真實，字裏行間不時跳動著精美的文采。最後的“亂曰”，更加含蓄而富寓意。這是與某些華而不實、無病呻吟的律賦不可同日而語的。
葉清臣（1033-1051）今存駢體《鬆江秋泛賦》一篇，寫景清麗，敘事曉暢，抒情自然，並將三者熔於一體，以範蠡、張翰、陸龜蒙的避世隱居與自己的“思勤官而裕民”的思想相對照，既表現出對前人的理解和同情，又展示出自己的心胸和抱負，其思想意境是很高的，在北宋人的遊覽賦作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梅堯臣（1002—1060）、歐陽修是北宋中期詩文革新的主將，特別是歐陽修，他曾明確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張，積極繼承和發揚唐代韓柳平易自然、明朗流暢的文風，並憑借他的政治地位和文學聲望，培養了一大批作家和文人，從而成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梅堯臣可以說是他的羽翼，王安石、蘇氏兄弟可以說是他的後續。他們雖然也都寫律賦，但成就最高的卻是散體賦。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才使具有自己特色的宋代文賦正式形成了。歐陽修的《秋聲賦》是傳誦千古的名篇，是當時文賦的代表；其他各種體製的賦作，諸如《鳴蟬賦》《蒼蠅賦》《藏珠於淵賦》《荷花賦》《黃楊樹子賦》等等，也都寫得情景交融、情理交融而有聲有色。梅堯臣的《南有嘉茗賦》《靈烏賦》《針口魚賦》《淩霄花賦》《矮石榴樹子賦》《乞巧賦》等等，或托物寄意，或直抒胸臆，或諷喻現實，都具有較大的社會意義。其他如劉敞、劉攽、李覯、文同等，也都寫出了一些藝術效果較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