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指示我以做詩詞的門徑的，是《留青新集》裏的《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西湖佳話》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碼我總讀了兩遍以上。以後是流行本的各種傳奇雜劇了，我當時雖則還不能十分欣賞它們的好處，但不知怎麼，讀了之後的那一種朦朧的回味，仿佛是當三春天氣，喝醉了幾十年陳的醇酒。
既與這些書籍發生了曖昧的關係，自然不免要養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兒子！在嘉興也曾經試過的稚氣滿幅的五七言詩句，接二連三地在一冊紅格子的作文簿上寫滿了；有時候興奮得厲害，晚上還妨礙了睡覺。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發表欲，也是同吃飯穿衣一樣地強的青年作者內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積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報館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後，當晚就睡不安穩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就溜到閱報室去看報有沒有送來。早餐上課之類的事情，隻能說是一種日常行動的反射作用；舌尖上哪裏還感得出滋味？講堂上更哪裏還有心思去聽講？下課鈴一搖，又隻是逃命似地向閱報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記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報紙是當時的《全浙公報》。當看見了自己綴聯起來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來的時候，雖然是用的匿名，閱報室裏也決沒有人會知道作者是誰，但心頭正在狂跳著的我的臉上，馬上就變成了朱紅。洪的一聲，耳朵裏也響了起來，頭腦搖晃得像坐在船裏。眼睛也沒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雖則從頭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幾遍，但自己還在疑惑，怕這並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場去跳繞一圈，回來重新又拿起那張報紙，按住心頭，複看一遍，這才放心，於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來。
當時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兩三年後，覺得投稿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實實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實姓。大約舊報紙的收藏家，翻起二十幾年前的《全浙公報》、《之江日報》以及上海的《神州日報》來，總還可以看到我當時所做的許多狗屁不通的詩句。現在我非但舊稿無存，就是一聯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來了，與當時的廢寢忘食的熱心情形來一對比，進步當然可以說是進了步，但是老去的頹唐之感，也著實可以催落我幾滴自傷的眼淚。
就在那一年（一九〇九年）的冬天，留學日本的長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義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陸軍小學的第二位哥哥，也在這前後畢了業，入了一處隸屬於標統底下的旁係駐防軍隊，而任了排長。
一文一武的這兩位芝麻綠豆官的哥哥，在我們那小小的縣裏，自然也聳動了視聽；但因家裏的經濟，稍稍寬裕了一點的結果，在我的求學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種意外的脫線。
在外麵的學堂裏住足了一年，又在各報上登載了幾次詩歌之後，我自以為學問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時代的同年輩者，覺得按步就班的和他們在一道讀死書，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的春期始業的時候，我的書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學中學招考新生的簡章！比較著，研究著，我真想一口氣就讀完了當時學部所定的大學及中學的學程。
中文呢，自己以為總可以對付的了；科學呢，在前麵也曾經說過，為大家所不重視的；算來算去，隻有英文是頂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門。“好！就專門去讀英文吧！英文一通，萬事就好辦了！”這一個幼稚可笑的想頭，就是使我離開了正規的中學，去走教會學堂那一條捷徑的原動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勢力的教會學校，有英國聖公會和美國長老會浸禮會的幾個係統。而長老會辦的育英書院，剛在山水明秀的江幹新建校舍，改稱大學。頭腦簡單，隻知道崇拜大學這一個名字的我這毛頭小子，自然是以進大學為最上的光榮，另外更還有什麼奢望哩？但是一進去之後，我的失望，卻比在省立的中學裏讀死書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禱告，吃飯又是禱告；平時九點到十點是最重要的禮拜儀式，末了又是一篇禱告。《聖經》，是每年級都有的必修重要課目；禮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動者外，誰也要去做半天禮拜。禮拜完後，自然又是禱告，又是查經。這一種信神的強迫，禱告的迭來，以及校內枝節細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進過教會學校的人，誰都曉得的事實，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