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身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舍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裏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麵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裏，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隻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後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胡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裏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裏反對，絕對不準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讚同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麵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章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它，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裏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章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複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見麵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裏存著，現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裏，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原載香港一九三八年《星島周刊》第二期，未完，
後刊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上海《宇宙風乙刊》和
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八月新加坡《星洲日報半月刊》
悼胞兄曼陀
長兄曼陀，名華，長於我一十二歲，同生肖，自先父棄養後，對我實係兄而又兼父職的長輩，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於職守，對賣國汪黨，毫不容情，在滬特區法院執法如山，終被狙擊於其寓外。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報上登過一時了。最近接得滬上各團體及各聞人發起之追悼大會的報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論。他們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極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會，將於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舉行。我身居海外，當然不能親往祭奠，所以隻能撰一哀挽聯語，遙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
天壤薄王郎，節見窮時，各有清名聞海內；
乾坤扶正氣，神傷雨夜，好憑血債索遼東。
溯自胞兄殉國之後，上海香港各雜誌及報社的友人，都來要我寫些關於他的悲悼或回憶的文字，但說也奇怪，直到現在，仍不能下一執筆的決心。我自己推想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夠明白的說出。或者因為身居熱帶，頭腦昏脹，不適合於作抒情述德的長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釋，則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誌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裏，漸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麵轉向。